【篇一】刘半农简介人间鲁迅——几位学者关于鲁迅研究的发言(钱理群)
一九九八年三月，为林贤治《人间鲁迅》一书再版举行的研讨会上，与会者对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发表了不少看法，现节录发表，以飨读者。
林贤治：说坏话是鲁迅的传统，批判就是说坏话。读过这部书的人对书的批评性意见，我是非常愿意听的。另外，在座的很多是鲁迅研究专家，对若干年来鲁迅研究中的盲点，都可以说，希望大家敞开来谈。鲁迅这个名字，就是意味着要解放思想、无所顾忌。
钱理群：相对来说，鲁迅研究中存在两个薄弱环节，一个是对鲁迅杂文的研究，与此相关联的是对鲁迅思想的研究。过去我们一直把鲁迅研究纳入在一个既定的框架中，我觉得鲁迅有一些独特的思想命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另外，对鲁迅后期的研究也不够。去年我在北大给学生上课，要求学生重点阅读鲁迅三十年代的那一批杂文。从杂文
文体来讲，最标准的应该是那批文章。鲁迅当时在上海，面对现代大都市，有对现代都市文化的审视，我觉得这对我们现在都有意义。与此相联系的有一个问题，现在我们都在为现代化寻找思想资源，从外国找，从儒家找，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不从鲁迅那里寻找资源？我们讲传统为什么不承认有一个五四传统？讲五四传统又不承认鲁迅传统。我认为这很荒唐。我们要总结整个二十世纪的经验，解决面临的种种问题，鲁迅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潜力很大、有待进一步开发。这不仅是鲁迅研究界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思想界的一个任务。
王富仁：鲁迅是有自己完整的语言系统的，既不属于政治语言，也不属于学术语言，他有分解现实的独特方式，比如鲁迅是不分无产阶级文人和资产阶级文人的，他分的是“帮闲”文人、“帮忙”文人，有一些是“八哥”，有一些是“二丑”，有一些是“做戏的虚无党”。鲁迅就是通过这一套语言来分析把握现代的中国人、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其他的语言无法和鲁迅的语言重合。所以，我们用我们的语言透视现实的时候，总是不能深入到鲁迅的那个深度上去。从这一点可以看到，鲁迅这套语言，被接受的程度就是鲁迅实际上被接受的程度。我认为应该用鲁迅文字中独特的意象系统来分析他所分析过的人，解剖他所解剖过的人。不过，这样做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难的。鲁迅这样做可以，我们这样做，就会成为“人民公敌”。
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要进行一种话语转移。如果有了这样的条件，我们就应该慢慢地让鲁迅的语言进入到中国人的意识系统中去，再对中国的现实作出反映，那么对鲁迅的接受度就大了。那就不是鲁迅被评判，而是我们拿着鲁迅的思想来评判现实了。
朱正：我也是写过鲁迅传的。我们五十年代写鲁迅传，的确是把鲁迅放进那样一个模式当中去的。我当时是怎么写鲁迅传的呢？所有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中提到鲁迅的地方，我一句不落地全部引用了，我就以此作为立论的基础来发挥。那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还没有出版，但我听说当年评白皮书的几书中的许多观点我很赞同，但其中有一段，谈到鲁迅与胡适的关系，我有些不同的看法。可以把问题转换一下，就是为什么鲁迅后来被恶势力、专制的力量利用呢？为什么他们不利用胡适呢？简单地说，国民党时期当局是排斥鲁迅的，胡适有时则在官方的一边；到了另一个时代，则借鲁迅作了这么多的文章，把这么多的东西强加给鲁迅，利用鲁迅愚弄
了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四九年后，鲁迅差不多是他同时代作家中唯—一个没有被禁止的作家，在毛泽东的著作中，鲁迅是被提到和正面引述最多的一位现代作家。我想不明白。我直觉是鲁迅的思想里面有一些容易被某一政治力量曲解的成分，或者鲁迅的语言指向不是太明确，容易被别人利用。如果是进步力量的话，为什么不利用胡适呢？胡适是容易和官方妥协的人呀。在不容任何异端的时代里，却完全容纳了鲁迅，这是非常需要深人研究的。
邵燕祥：我们现在需要研究的层次。在学院里面，把鲁迅与世界各种思潮作比较，但的确还应当向青少年推荐介绍鲁迅，在报刊上有一些合适的文章。因为对今天的读者来说，特别青少年，对当时的社会背景不了解，不容易进入鲁迅的世界。普及鲁迅的工作比普及钱钟书要迫切的多，可行性也更大一些。包括向一般读者介绍鲁迅，发一与现有的二十五种鲁迅传比较而言，林贤治的鲁迅传的重点在第三部。它通过对比，通过对冯雪峰的审视，对胡风的审视，对茅盾的审视，特别是对周扬的审视，凸现了鲁迅的人格。五十年代我在底下听人说，实际上鲁迅跟党的关系不好，在那个时候跟党的关系不好就是一种罪过，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说，鲁迅晚年跟党组织发生了冲突，在这个冲突
中，究竟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很多史实的研究者往往陷在细节里面，不识庐山真面目。在鲁迅研究中，有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就是得拉开一段距离，把鲁迅放到一定的历史框架中去理解研究。仅仅在党外人士与党的关系的框架上理解鲁迅，那就是错的。林贤治这部书的好处在于，对周扬和鲁迅的关系层层剥皮，认识到他们的矛盾实际上是精神实质的不同。鲁迅的精神实质是创造第三种时代，即既没有奴隶又没有奴隶主的时代，这是鲁迅始终的理想，后来鲁迅支持同情共产党，也是出于这一点，因为当时的共产党正是处于受压制的状态中。可是同周扬等人一接触之后发现了问题。梅志先生有一段回忆的话：“有人问我，你们反对周扬吗？我说是的。你们知道周扬是代表党的吗？知道。那么你们反周扬不是反党吗？我不敢吱声了。反党不就是反革命吗？原来如此。经他用推理法这么一推，我才恍然大悟。”鲁迅对一切形式的奴隶主都是深恶痛绝的，能不与周扬发生冲突吗？
邵燕样：鲁迅没有活到五十年代，不然他要经历第三种或第四种时代。比如一九五五年、一九五七年以前，我们在暂时做稳了人民的时代，然后就进入欲做人民而不得的时代。
林贤治：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鲁迅何以成为左派，何以思想那么激进？我觉得打倒“四人帮”以后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倾向，就是对当年的右派（这里的右派和左派的区分标准和五十年代不一样）给予很高的地位，而鲁迅同情共产党的态度反而不能被大家认识。应当澄清的是，所谓鲁迅被利用，实际上是被歪曲地利用，把他思想中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民主性和进步性的本质的东西淘汰掉了。这样鲁迅便成了一个空架子。不能因为我们现在谈自由主义，当年的鲁迅仿佛就成了压制自由主义的容不得异端的非常不宽容的激进分子。对激进或激进主义也要有分析，其中有“左”的，也有右的，不能一概而论。包括在座的牛汉先生当年为什么要参加革命？鲁迅先生为什么要支持左联、参加左联？就没有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考虑，没有说清楚。现在有些人，甚至还说康有为高于孙中山，君主立宪比革命好等等。历史评价到底有没有标准？什么标准？“进步性”这类概念还要不要？要从根本上加以解决。这些年来确实存在着一股保守主义思潮，对革命的思想成分一概抹杀；对于历史问题，不是把背景性的具体的条件掏空，就是给予犬儒主义的穿凿的解释。比如，因为鲁迅当年进入左
联，激进，是左派，现在就值得怀疑、值得否定。为什么就不能问一下：鲁迅为什么要进入？怎样进入的？当时的反应怎样？后来如何？他同“左联”的元帅闹翻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等等。
王富仁：这个问题我有同感。像潘光旦、胡适，都在大学、学院，是教授。我也是教授。学院派教授有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现在是教授，还可以做比教授更“大”的官；第二种选择，我既不支持政府，也不支持反政府的力量，我就在那里写书，告诉大家社会向光明的方向发展，要民主，人与人之间是宽容的，同时很好地从事学术研究，这是作教授最保险的一条路，弄得好，还可以传世；至于社会上有什么人被抓到监狱里去了，就不提了。既不反对当局，也不反对受政府压制的人，双方都不反对，双方也都不会反对他；但是第三，假如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正直的人，在某些知识分子受到专制主义压迫的时候，就应该站起来，站到受政府压制的人一边。当然支持的结果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假若这个人或这些人后来也作了官，他可能并不成为人们设想的人。因为他也是人，在我支持他的时候，我怎么能保证他后来对待别人不会像别人对待他那样？我觉得要是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鲁迅。鲁迅走的是一条最不易被人们理解的路，并且也是最艰难的一条路，但这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正义的知识分子应该走的路。没有这种精神，所有的教授的理论，都不能在中国
实现。当然，我并不是否认胡适们的贡献。只要想一想左拉对德莱福斯事件的态度，想想西方同类知识分子的现实表现，就知道中国学院派知识分子与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区别了。
钱理群：有时候明知他要变，还是要支持他。鲁迅和胡适最根本的区分就在于，鲁迅是体制外的、批判的立场，胡适是体制内的、补台的。胡适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维护体制（包括大学体制）的，而鲁迅的彻底性正表现在这里，他是站在学生这一边的，追求彻底的个性精神自由，凡是压抑人的，不管来自哪一个方面，他都要反抗。为什么他会同当时的教授，甚至是多年的老战友，比如刘半农，最后决裂，正是这个原因。你爬上去了，用今天的话来说，掌握了话语霸权，就可能成为新的“压迫”学生的势力。我们现在也是当教授的，从所处的地位来说，很难不“压迫”学生，但关键问题是看你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你对这种可能性是否怀有警惕，你有没有“自我反省（自我警戒）”的自觉——鲁迅思想的彻底性，鲁迅批判立场的彻底性，正在于他的批判首先是指向自己的：他不仅不能容忍对他人和自己的一切奴役，同时也警戒自己，不要去奴役他人。
邵燕群：我补充一点：当鲁迅在客观上加入了左联，成为左派，并被宣传成共产党的朋友的时候，他依然如过去一样地反对专制主义。他与周扬等人的矛盾就是因为周扬他们的那一套作风是带有专制主义色彩的。鲁迅与冯雪峰、瞿秋白等同样是共产党员的接触中，感觉他们没有以党的面目出现，去压制他，而是朋友之道。所以，不能说鲁迅在晚年加入的是专
制主义的体系。
张梦阳：我也认为不能把当时鲁迅对统治者、权力者的批判全盘否定。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否定了这一点，把鲁迅变成“名牌教授”，就不成其为鲁迅了。但是最可贵的是后来对周扬的批判，他把周扬概括为“奴隶总管”、“文坛皇帝”、“深居简出的元帅”、“工头”、“指导家”、“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汉奸”、“拉大旗，做虎皮，包住自己会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依势定人罪名”。这是一个最深刻的命题，是鲁迅的天才感悟，后来是不幸而言中。周扬七十年代末出狱后深有悔悟，周扬的价值正在于晚年的省悟。
钱理群：而且有意思的是，站在周扬的立场上看，他是非常冤枉的。因为周扬本身也没有做什么，不过是指责鲁迅“破坏统一战线”，限于言辞，而不可能有别的行动，跟后来他掌握了生死大权之后做的事比差得多了。这正是鲁迅敏锐的地方，他“见微知著”，从这么一点小事里面，提升出这么大的一个命题。这与鲁迅的思想与思维特点是有关系的，鲁迅的中心思想是“立人”，追求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也就是“反对对于人的奴役”。他对任何奴役人的思想、意图都有高度的警惕。除了“奴隶总管”，“乏走狗”同样是一个深刻的命题。“乏走狗”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文人之间的论战只能限于文字（语言）上的思想交锋，无论怎样尖锐都没有关系；但梁实秋却首先说鲁迅“拿卢布”，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国民党政府实行的“反苏反共”政策)下是要杀头的，这就意味着要借政治权力来压倒对方。这样的“乏走狗”在今天的中国该有多少啊！“乏走狗”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命题，是鲁迅对我们民族的一大贡献，现在反倒成了鲁迅的一大罪状。这是必须得到澄清的。当然，我们不是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但鲁迅有很多东西，我们不能了解，因为误解就轻易抛弃了，这是很可惜的。
邵燕样：不仅有“丧了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现在还有很多家，都各有“乏走狗”。
王国仁：关于“利用”的问题，我们应该看到，文化是在历史中传承的。当一种文化一旦在历史中形成，如果它越有力量，就越要被各个阶层争夺。当时在社会上最有力的、最有权势的力量最容易争夺到对这种文化力量的阐释权。那么，和这种文化在精神上一致的这部分人，就必须在一个时代，同他们的前辈一样，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卫这种文化，来贯彻这种文化。实际上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出鲁迅在历史的运转中的命运，这个命运就是权力者要把它转化为自己手中的东西，其他的一些人，比如胡风，就要从文化的方面把鲁迅精神传承下来。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对鲁迅的争夺。胡风当然失败了，但胡风用他的失败传承了这种精神。文化大革命结束的阶段，是什么把这种精神传承下来的？也是一些知识分子。所以这
是一种文化的必然、为什么胡适没有被利用呢？可以说，胡适作为一个学院派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是无力的。当然，他有自己的主张，但他没有强有力的力量来贯彻自己，来获取群众。胡适的思想一遇到别人的强力就会塌陷，他没有鲁迅的文化力量，没有胡风的文化力量。这是我们学院知识分子天然的弱点。我们讲在社会面前永远保持理性，没有一种情感的力量，鲁迅好就好在这里。鲁迅充满了有力量的思想，后代都想获得他。但是，应该把一种文化的创造者和后来的利用者严格地分开。这样，文化的创造者才能得到自由的创造。作为鲁迅，他选择了自己的时代，在自己的时代显示自己的意义，是不是会被别人利用，谁都无法保证，否则，谁都不敢创造了。
牛汉：鲁迅在各个时期都被统治者看作是一种政治势力。同时鲁迅又总是被某种政治势力利用，这只是一个方面。我还深深地感到，不仅仅是利用，首先是管制。五四运动那几年，毛泽东与北大的不少人物有接触，但与鲁迅却没有来往。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注意鲁迅，对鲁迅感兴趣的？冯雪峰跟我说，长征以前在瑞金，瞿秋白那时是人民教育委员，冯雪峰是党
校校长，毛泽东当时没有权。他们三人几乎天天见面，喝老酒，发牢骚。这个时候，通过冯雪峰和瞿秋白，毛泽东才开始注意鲁迅，但他一辈子不理解鲁迅。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跟冯雪峰一起住牛棚。我是一躺下就睡着，他睡不着，老推我，说：“醒醒，我要喝咖啡。不加糖。”他很寂寞。他说：“讲话的基本精神与五四精神和鲁迅的基本精神恰恰是相反的。”这是冯雪峰一辈子憋在心里的话，到晚年说出来了。对鲁迅首先不仅仅是利用他，而是管制他，不让他通过作品，乱说乱动。鲁迅著作编辑委员会的头是林默涵，文革后社科院文研所鲁研室的头是沙汀。文化大革命前，林把鲁迅的很多信都扣下了，公开发表的只有三百多封，其余的一千多封都不见了。（编注：读者可参见一九五八年版《鲁迅全集》书信卷的编者说明。这批当时未能编入《全集》的书信，文革以后重新面世，编入一九八一年版的《鲁迅全集》。）记得解放后不久,《人民日报》收到一位读者的来信，问假如鲁迅活着的话，党对他怎么安排？编辑部不好回答，把信转给当时的文委主任郭沫若。我看到过郭回的信。郭沫若说，鲁迅如果活着，也要看他的表现，再分配适当的工作。我当时真的不能接受。这叫什么话？现在看来就明白了，对鲁迅是有利用，但更有管制、改造。几十年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个严酷的事实。
林贤治：我认为，对中国现代史上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比如胡适）的评价不宜太高。与此密切相关的，就要联系到对鲁迅的评价。如何评价？一这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王得后：这部传记对鲁迅有独特的理解。我把它归结为两点。一点是它注意到鲁迅的人间性，或者说平民性，完全为老百姓的生存温饱发展考虑。鲁迅的话是：为官帮忙，为商帮闲，如果主子作恶，也就帮凶。鲁迅是绝不干这个的。鲁迅从反击太阳社、创造社的围攻，到“两个口号”之争，给周扬写《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其实就一句话：“革命是并非叫人死，而是要人活的。”鲁迅还讲，如果成仿吾们获得大众，我恐怕是要穿着红马甲去扫马路，这已经不错了。鲁迅从支持国民党到反对国民党，在《答有恒先生》上写了：那么样的杀人，所以不再支持它。第二点，就是要斗争。从一九七九年思想解放的时候开始，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不断有人在骂鲁迅这一条。其实很简单。鲁迅说：“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
斗争？”又说，一个奴隶挣扎，挣扎没有成功，不过还是奴隶；如果他从奴隶的生活中寻出美点来赞美抚摩，那他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那时，有人发表文章说“费厄泼赖应该实行”。实行得了吗？完全脱离实际的。你受到压迫，你怎么选择？鲁迅选择斗争。鲁迅也不怕围剿。他在“两个口号”之争中最恨的一句话就是“实际解决”。鲁迅质问徐懋庸，“什么是‘实际
解决’？杀头还是充军？”对鲁迅尚且如此，对别人还在话下吗？鲁迅在给周起应的信里就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要杀人，尤其不是一个批评家拿起笔来就判处一个诗人死刑的。所以鲁迅不是乱斗，不是主张恐怖主义、暴力主义。其实鲁迅对中国历史的总结就是那两句话：“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这两句话也挨批呀！鲁迅这几十年不是也批得一塌糊涂吗？什么“唯心主义世界观”、“资产阶级世界观”、“人吃人”，这些观点都是挨批的。（插话：鲁迅关于中国五千年历史都是吃人的说法，也被批了。怎么刚吃了一顿就忘记了呢？吃了十年哪）所以研究鲁迅、写鲁迅传，不回到为普通老百姓的生存考虑，不回到被压迫后主张斗争，那么同鲁迅是非常隔膜的。再说宽容。其实宽容是指向当权者的，不是指向作者的。作者都有自己的是非观。哪一个学派没有是非观？你好我好大家好？不可能的。必须说出自己喜欢什么、反对什么。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主张宽容的人，对“不宽容”的人、对鲁迅何曾宽容？讨论鲁迅和文化人的关系时，应该看到，鲁迅给别人戴的帽子，“乏走狗”、“洋场恶少”。“正人君子”，这些帽子都不会造成生命危险；但是对方给他戴的帽子，常常都有生命危险，比如像“拿卢布”、“反对基本政策”。党的政策能反对吗？何况还是“基本政策”。鲁迅给别人戴的帽子都是鲁迅对他思想、人格的判断，都是精神性的。鲁迅骂人是骂得很厉害，但他从来没有要“实际解决”，或者要国民党把你抓起来杀头。
鲁迅和“五四”一代文化人，和胡适，在一般文化的选择上是一致的，或相近的，在政治文化、现实政治的选择上才相对立；在是讲“人权”还是讲“民权”上，才相对立。这是值得深思的。
【篇二】刘半农简介《中国小说欣赏》 教案教学设计(人教版高二选修)
教学目标：1、了解女性小说的发展概貌和主要特点。
2、把握＜呼兰河传＞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色。
3、赏析所选片断的场景描写、叙事风格和语言特色。
课时安排：二课时
教学过程：第一课时
一、简要导入，认知目标。
五四时代，新文化人刘半农发明了“她”字，女性因此获得了区别于男性的身份标识，因为在此之前女性是湮没在男性“他”里面的。也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舞台上，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女性作家，像冰心、丁玲、萧红、庐隐、凌叔华、张爱玲等。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女性作家的作品，会与男性作家的作品有何不同呢？请看我们本课的学习目标。
二、学习单元介绍，自主探究问题。
1、探究：以你的感知、经验和思考，女性作家的小说会与男性作家的小说有何不同呢？（先独立思考，再自由讨论，然后作出总结。）
2、读单元介绍，筛选出女性小说特色的信息。（参考：女性的意识及审美角度，表现女性的生活，文笔细腻、温婉，故事安静、小巧。）
3、＜呼兰河传＞及＜长恨歌＞的内容与主题如何？
三、大致了解＜呼兰河传＞，整体感知＜小团圆媳妇之死＞。
1、学生读＜呼兰河传＞的内容简介。
2、教师补充介绍作者萧红及＜呼兰河传＞的主要内容和艺术风格。
《呼兰河传》以一个小女孩的眼光观察古老的呼兰河畔的种种人和事。第一章写呼兰河的自然风光以及它的卑琐平凡的实际生活；第二章写当地人们“精神上的盛举”——风俗民情；第三、四两章写作者的幼年生活，她的慈祥的祖父以及左邻右舍；第五、六、七章分别写三个独立地故事，三个不同的生活悲剧：天真活泼的小团圆媳妇的死，孤苦无依的有二伯遭受凌辱，贫困的磨官冯歪嘴子的不幸。作品通过这些生活画面，展示了呼兰河小城的风俗人情，表现了当地人民的欢乐与愿望，也反映了他们的迷信、愚昧以及冷漠、麻木。《呼兰河传》是一部回忆性、自传性的小说。作者仍以她惯用的散文手法，疏疏落落地写出儿时难忘的记忆。它再次打破了以人物为中心的传统小说模式，而以呼兰城的公众生活和环境为中心，辐射出生活的种种方面，正如书名所示，它是为整个小城的人情风习作传。这里面有活泼的“我”和慈爱的祖父，显示出一点天伦之乐，但这里更有着悲苦的人生。可以说，它实际上是沉默的国民灵魂的别传。课文节选部分是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的不幸的遭遇。
3、学生速读＜小团圆媳妇之死＞，思考回答下列问题：
（1）、“我”在文中是怎样的角色，有什么作用？
（2）、你认为小团圆媳妇有病吗？
（3）、大致说说小团圆媳妇是怎样死去的？（洗澡而死――被众人折磨而死――为愚味所杀）
四、课堂小结，延伸思考。
我们对于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的死当然很同情，我们怜惜她，我们为她叫屈，同时我们也憎恨。憎恨小团圆媳妇的婆婆，憎恨周围的麻木无聊的人们，更憎恨这些国民的愚味。萧红笔下的小团圆媳妇是死了，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在祝福声中也死了。课下请同学们探讨一下，这两位女性的死因有何相同又有何不同。
五、布置作业。
完成新学案中积累整合部分。
第二课时
一、检查作业，温故知新。
1、检查作业，新学案中积累整合部分。
2、听写：涟漪 虔诚 窗棂 欺侮 蓦然 霓裳
二、质疑释疑，探究文本。
著名女作家张爱玲曾写道：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虱子。是啊，让我们再读文章，讨论小团圆媳妇生命消逝的原因及经过，看上面爬满了哪些虱子。
1、学生再读文本。
2、探究问题一：小团圆媳妇是怎样的一个人？她是如何从一个笑呵呵的小姑娘到一个黄瘦的病人，直到被折磨而死的？
（结合课文乃至全小团圆媳妇的婆婆以及她周围的人留给你的最深印象是什么？
4、探究问题三：婆婆为什么这样对待小团圆媳妇，而且还那么理直气壮？周围的人在小团圆媳妇之死中充当了什么角色？你又怎么评价他们？（人人都如此，所以她也这样，她做了大家极认可又极习以为常的一件事，有落后愚昧的民风民俗作支撑；这样残忍的态度，这种冷漠的眼光，还源于对生命的毫不怜惜；这种天经地义的语气，还源于文化的认同：媳妇的地位，媳妇的生存价值不值一提，而婆婆拥有管教的权利；这里还有世俗人心的期待，大家在枯寂的日子里期待着有戏看，哪怕这戏是以别人的生命为代价，人生百无聊赖，精神贫穷，才使得人性淡失。）
5、探究问题四：你在阅读本文的过程中，感觉到作者叙述时的心境了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你能从原文中找出佐证吗？（荒寒、冷寂。觉得心灵落到了一个没有一点人性一点温暖的非人间。以当众洗澡段落为例。）
6、探究问题五：探讨本文的叙事风格和语言特色。
三、扩展阅读，达标练习。
完成＜新学案＞143页“拓展应用”部分第一题。
四、作业
以祥林嫂、翠翠、梅、鸣凤、田小蛾、小团圆媳妇为例探讨中国女性的悲哀。
《围炉夜话》教案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了解作者王安忆及小说《长恨歌》的梗概。
2、把握小说中的主人公王琦瑶的性格特征。
3、初步了解小说的“纯叙述性的语言格调”和“陌生化语言的智慧”语言特色
过程与方法：
认真阅读课文节选的部分，学生合作探究小说在本段节选中表现出的语言特色。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理解作者在作品中对于“日常”与“历史”的看法，通过“日常”来表现“历史”，表达出的“日常历史观”。
教学重点：感受小说的语言特色。
教学难点：理解小说中对于“日常”与“历史”的看法，通过“日常”来表现历史的写法。
教学过程：
导入：
《长恨歌》的标题来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同名诗
作者：王安忆
王安忆，当代女作家，祖籍福建同安，1954年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茹志鹃迁居上海。1975年冬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发表成名作《雨，沙沙沙》。著有小说集《雨，沙沙沙》《王安忆中短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曾将“第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奖”授予王安忆，致词给予《长恨歌》较高的评价：“王安忆的《长恨歌》，描写的不只是一座城市，而是将这座城市写成一个在历史研究或个人经验上很难感受到的一种视野。这样的大手笔，在目前的世界小说界是非常罕见的，它可以说是一部史诗。”基础知识：
沉湎近在咫尺羽衣霓裳糥孺濡儒狩猎尸骸
整体感知：
速读课文，本文节选的部分主要写了什么事情？出场的人物都有谁？
明确：几位闲人的日常生活。
具体探究：
1、这屋子里的人们，总是在重复着这样的生活，作者通过哪些细节表现了他们怎么的生存状态？（学生讨论）
2、作不厌其烦地描写这些人生活的种种细节，又表现了怎样的内在意义？
明确：生活中的种种细节（做着各种各样的吃食，聊着各种各样的闲话……这些细节的密集堆积让人们感到了殷实和富足），琐屑但却是踏踏实实、本本分分的“芯子”里的生活，正是这样一个个围炉而坐的琐屑日子，填充了时代的裂缝。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试图通过这样一种细密的对日常生活的描述，来成就另一种抒写历史的方法：在她看来，王琦瑶从选美的舞台上走下来，走到“平安里”的这间屋子，而屋里的客人，从资产阶级的严师母、毛毛娘舅渐渐换成怀旧的“老克腊”、觊觎黄金的长脚等人，这就是她所认识的历史。在一个城市的“芯子”里把握历史的嬗变，作为历史表象的“1957”是苍白的，它在小说里几乎不能表示任何意义，只是一个抽象的不经意的滑过的年轮，它背后的日常形态的流水般的生涯，才是亘古而丰厚的。
王琦瑶是一个被“日子”所裹挟的人。她的日常生活与心思举止都符合王安忆所塑造的那种“东方平民生存价值观”，生活就是如丝如缕，是物质的，是琐碎的，是与“天下大事”毫无关系的。王琦瑶就是这样，她默默经历着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但她从来不曾探询过任何所谓“人生的意义”，她只是在认认真真地过日子，尽心尽意地做着分内的事。“浮光掠影的那些东西都是泡沫，就是因为底下这么一种扎扎实实的、非常琐细日常的人生，才可能使他们的生活蒸腾出这样的奇光异色”。
王安忆以封闭的历史时空和高超的叙述技巧完成了独特的历史观的审美表达，深刻体现了对细密柔韧、独立坚韧的市民精神的礼赞和对朴素人性与城市历史精神价值的悲剧性体验。
品味语言：
阅读选文，你觉得本文的语言有怎样的特点？哪些句子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结合你所了解的小说的其他内容。
1、严师母无限感慨说：要说做人，最是体现在穿衣上的，它是做人的兴趣和精神，是最要紧的。……吃是做人的里子，虽也是重要，却不是像面子那样，支撑起全局，作宣言一般，让人信服和器重的，当然，里子有它实惠的一面，是做人做给自己看，可是，假如完全不为别人看的做人，又有多少味道呢？
2、不过，天黑却将这些遮住了。暮色流进窗户，像是温暖和稀薄的液体，一切都蒙上了一层膜。物体，空间，声音和气息，全变得隔膜，模糊，有很确定。唯有那炉膛里的火，陡地鲜明起来，热烈起来，激励人的身心。
3、他一边说明天见，一边心里不愿意今夜结束，明天再好，也是个未知未到。今夜就在眼前，抓一把则在手中。给时间做个漏真是对得没法再对，时间真是不漏也漏，转眼间不走也要走。
4、，“王琦瑶说，他们这就像除夕夜的守岁，可他们天天守，夜夜守，也守不住这年月日的。毛毛娘舅说，他们是将夜当成昼的，可任凭他们如何唱反调，总还是日东月西。严师母说他们还像守灵，不过那死去的人是上几辈的高祖，丧事当喜事的。萨沙说他们像西伯利亚的狩猎者，到头却是一场空。”
小结语言特点：1．纯叙述性的语言格调
《长恨歌》除了讲了一个好故事外，另有一种引人入胜的魔力，那就是它的语言魅力。《长恨歌》的叙述节奏相近，速度均匀，小说描写世俗的生活细节繁密堆积，密不透风的语言风格让人感到充裕与满足。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往往只要有一个感觉或者细节的触动，密集的词藻便蜂拥而来，好像词句自身在分裂、繁殖，左右盘旋，雍容不迫，不可遏止。这使得情节的推进十分缓慢，有时甚至“语言的空间代替了故事的进度”。
然而，这种叙述又不是毫无节制任其漫溢的，面对纷繁芜杂的日常生活，王安忆采取了一种具有概括力的理性叙述，避免造成唠叨反复的文字堆砌，完成了眼花缭乱的细节背后的理性操作，显示了其成熟的文字功力。这是难能可贵的，用王安忆自己的话说是：“《长恨歌》的叙事方式包括语言都是那种密不透风的，而且要在长“所谓陌生化，就是对常规常识的偏离，造成语言理解和感受上的陌生感。在指称上，要使那些现实生活中为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化为一种具有新的意义、新的生命力的语言感觉；在语言结构上，要使那些日常语言中为人们司空见惯的语法规则化为一种具有新的形态、新的审美价值的语言艺术。”“要实现陌生化，不仅要有感受的‘新’、体验的‘新’，还要有语言的‘新’，陌生化是以感受与体验为基础，以语言与修辞为手段。”仅仅在课文节选的这几段文字中，我们就可以充分地体验到这种“陌生化”语言的智慧。
比如：“它不看远，只看近，把时间掰开揉碎了过的，是可以把短暂的人生延长。”“他们一边说明天见，一边心里不愿意今夜结束，明天再好，也是个未知未到。今夜就在眼前，抓一把则在手中。”这两个句子中，作者通过“掰开揉碎”“抓一把则在手中”使抽象的时间达到一种具体化的呈现。又如：“暮色流进窗户，像是温暖和稀薄的液体，一切都蒙上了一层膜。”句中“暮色”与“流”的陌生搭配，把“暮色”比喻成液体，生动地描绘了暮色渐渐降临的过程。
人物形象的探究：
教师补充小说的梗概：
在王安忆的笔下，上海的弄堂也是有灵魂的，这灵魂也是一个少女的形象——王琦瑶。王琦瑶闭月羞花，着阴丹士林蓝的旗袍，身影袅袅，漆黑的额发掩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单看这些，王琦瑶与经典恋爱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别忘了，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她的心是上海弄堂的心。如果读者希望在王琦瑶身上，或者在《长恨歌》里看到纯粹的美，纯粹的爱，那他免不了会失望的。《长恨歌》里的一切都是现实的，而一切现实都是免不了要让人失望的。
《长恨歌》里有的是似女人小性子的潮粘的梅雨季风，有的是似肌肤之亲般的性感的挨挤的上海弄堂，有的是带阴沉气息如云似雾的虚张声势的乱套流言。也有处于嘈杂混淆中如花蕾一样纯洁娇嫩的闺阁，盛载的都是不可为人知的心事。还有把城市的真谛都透彻领悟的自由群鸽，它们在密匝的屋顶盘旋，带着劫后余生的目光哀怨地看这一片城市废墟。
那是属于上海的废墟，上海夜夜笙歌，歌声是带着形式般迫不得以带欢庆的热闹，却是没有高山流水纯粹清澈，在这废墟里，袅袅娜娜的浮出一个清新雅致的影子，那是王琦瑶。
她是就典型的上海女儿，追逐潮流讲究小情小调，平易近人，心比天高。若是出生不好，被虚荣牵着鼻子走，都是要走上无奈的不归路的。
小说分三条清晰的线索：第一是王琦瑶的遭遇，从片厂拍戏到登上摩登杂志到舞会流连再到选举上海小姐，把她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众人羡慕吹捧的高度，这不是幸事，而是为她的悲剧奠下基础。到这里是小说的高峰，月以满，则要亏，水到满，则溢出。王琦瑶戏剧的荣耀开始走下波路，在人们意味深长的眼里约定俗成的成了交际花，勾三搭四，堕了胎，成了最卑微的女人。最后死于他杀。无人同情。
第二条线索是从王琦瑶的友情出发。从吴佩珍到蒋文丽到严家师母再到张永红，这些友情不过如水般淡薄，各有各的利益计较，讲不清道不明的各怀鬼胎，但彼此做了个寂寞途里的聊友也未尝不可。
第三条线索是王琦瑶的爱情。从程先生到李主任到阿二到康明逊到萨特再到老克腊，王琦瑶并非多情也非滥情，而是生活所逼。一开始，王琦瑶的生存意识是在爱情前面的；到有那么一刹那爱情的尾巴跳跃到她眼前，也是转瞬即逝，留也留不住。忧伤的缠绵，总是带着无可奈何的悲情，像随时都要消逝般。
王琦瑶对程先生，既是明白他的一颗心全在自己身上，她高高在上，带着些许的骄傲，因为这垫底的骄傲。于是她不承诺。“不承诺是一根细钢丝，她是走钢丝的人，技巧是第一，沉着镇静也是第一。”退到最后，还有个程先生。她心安理得的这样想。
命运的齿轮启转，慢慢为她踮起一层又一层的高度。她的心本是高的，只是受了现实的限制，这种矛盾终于在爱丽丝公寓里得到缓解——她当起了李主任的姨太太。名副其实的交际花，却只能在暗无天日的等待中默默枯萎。她爱他，却留不住他。这种爱是无端生出的被动的回应，在寂寞的光影度过的。她说：“我还不能走，我要留在这里等他，我要是走了，他倒回来了，那怎么办？他要回来，见我不在，一定会怪我的。”终于，小女人的任性还是抵不住命运的无情宣判——李主任飞机失事。
到阿二，他只是懵懂少年。见着她，把她当成了童话和向往。她是他一个繁华的梦，真是是不愿醒来。但王琦瑶也没放在心上，只隔着一层暧昧。
情缘再流转，王琦瑶由邬桥重回到上海，当了注射护士，认识了康明逊和萨沙。康明逊和她是两情相悦，却是不能在一起，当有了孩子，康明逊又无法承当。王琦瑶不怪他，她想，她是很爱这个男人的，不愿他受委屈。她对他不仅是爱，还是体恤。于是她独自承当。平安里的流言三传四传，王琦瑶不得不找来萨沙当垫背的孩子的父亲。也是略施小技，却也掩不过情场浪子萨沙的眼睛。最后他也离开。
轮转了一圈，还是又回到原点，遇到程先生，他无怨无悔地照顾她和她的孩子。王琦瑶心想，若是他提出，她也定是不会拒绝他；但程先生是君子，从不在她那里过夜。两人都明白王琦瑶此刻对他只有恩没有爱。他爱她，却只能不告而别。到底是回不去了。
当年的王琦瑶有如白绢似的，后来渐渐写上字，字成了句，成了历史。历史沉淀得深，不过是漫天扬起的灰尘。那华丽的旗袍，抖落的不单是繁华似锦，还有的是抑制不住的落寞和惆怅。时间是最具有腐蚀力的，洗尽了铅华，那夺目的荣耀，不过过眼云烟，留不住的风景，竹蓝打水一场空，到头来，只剩空旷的虚无。人什么都没有。
王琦瑶的人物形象：王琦瑶内在和外在有两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坚强与美丽。
王琦瑶的美“是有些家常的”，她身上体现的是一种“过日子的情调”，“不是戏剧化的，而是生活化的”，穿着家常碎花布旗袍的王琦瑶最贴心可人。王琦瑶的美是对上海城市性特征最贴切的阐释，纵有万种风情、流光异彩，但是却不是高不可攀的贵族式的，相反完全是平民化的，甚至有点俗，却是可心的，反而很真实。正是这种形象，使得王琦瑶在上海小姐的选美比赛中脱颖而出，成为最“符合民意”的“三小姐”，给她的美丽带来了一次最辉煌的评价。然而美丽带给她的并不全是宠爱和眷顾，同时还有残酷与悲哀。当时代风云变幻，随着时代变迁的还有她失落的心境和老去的容颜，王琦瑶温婉优雅、气质出众地生活在藏污纳垢的平安里，平静地等待着心中所怀恋的昔日重来。然而当历史进入七八十年代，那久违的熟悉生活似乎又回来了的时候，虽说“美人迟暮”，岁月的流逝还是在她美丽的脸庞刻上了时光的脚步，在这场似曾相识的盛宴面前，她成了旁观者。美丽变成了她永远的梦。
读《长恨歌》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王琦瑶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在她的一生中经过几次没有结局的悲剧爱情，但是她在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大开大阖中依然顽强地走出一条生路，好像再大的困难到她那里都挡不住她优雅地日复一日的生计，即使时代更迭变迁的天摇地撼在她那里也只不过是在邬桥转了一个弯，最终还是回归平静。时过境迁，王琦瑶依然做着精细的家常菜，过着用繁华旧梦的残片装点寂寞的优雅自足的生活。她的红尘琐事，她的喜怒哀乐，她的疲惫焦灼，都在一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大勇气下慢慢消散，所以她能够在劫难临头的时候安之若素，处之泰然。“在经历过历史的风横雨狂之后──她终于倒地死去了，在旧上海的尸骸上又生长出一个崭新的上海”。王琦瑶又何尝不是这样，所谓“百折不挠”。
贺海燕
【篇三】刘半农简介走近鲁迅(讲座草稿)(网友来稿)张振起
一、对鲁迅的评价。
毛泽东：“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最好有图片和朗读。）
（据说有一个日本人发表他自己对中国的一点看法，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鲁迅，一个是蒋介石，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冯雪峰说完这段话后哈哈大笑，然后沉思着说：“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钱玄同：“我认为他的短处有三点（一）多疑。他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经意的话，以为是有恶意的，甚而至于是要陷害他的，于是动了不必动的感情。（二）轻信。他又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诚意的好听话，遂认为同志，后来发觉对方的欺诈，于是由决裂而至大骂。（三）迁怒。譬如说，他本善甲而恶乙，但因甲与乙善，遂迁怒于甲而并恶乙。（1936年10月24日） （图片）
（钱玄同在朋友聚会时话很多，经常是滔滔不绝，鲁迅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爬来爬去。）
林语堂： “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 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 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 鲁迅。
“ 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宙锋。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于是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嬉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已，与绍 兴学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正复相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故鲁迅所杀，猛士劲 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副活 形也。
“ 然鲁迅亦有一副大心肠。狗头煮熟，饮酒烂醉，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此一叹也，无 以名之。无名火发，无名叹兴，乃叹天地，叹圣贤，叹豪杰，叹司阍，叹佣妇，叹书贾，叹果商，叹黠者、狡者、愚者、拙者、直谅者、乡愚者；叹生人、熟人、雅人、俗人、尴尬
人、盘缠人、累赘人、无生趣人、死不开交人，叹穷鬼、饿鬼、色鬼、谗鬼、牵钻鬼、串熟
鬼、邋遢鬼、白蒙鬼、摸索鬼、豆腐羹饭鬼、青胖大头鬼。于是鲁迅复饮，俄而额筋浮胀， 睚眦欲裂，须发尽竖；灵感至，筋更浮，眦更裂，须更竖，乃磨砚濡毫，呵的一声狂笑，复 持宝剑，以刺世人。火发不已，叹兴不已，于是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
鲁迅不起，呜呼，鲁迅以是不起。——《鲁迅之死》（廿六年十一月廿二于纽约）
二、鲁迅的家庭。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1871年（同治十年）中翰林。曾任江西金溪县知县，因顶撞上司被革职，后一直在北京作官（内阁中书）。1893年10月因犯科场代人行贿罪被判“斩监候”，关在杭州七年，1901年被释放。（因刑部尚书薛允升是他的同事）。祖父主张孩子多看小说，尤其喜欢给孩子讲西游记的故事。祖父常讲“在官场应酬，要能随机应变，既要谦和不得罪人，又要能为自己辩解。”又说：“做人很难，动辄得祸，人得有保护自己的本事。”他最终死在家里，终年68岁。
鲁迅的祖母：早逝，蒋氏是后续。她为人和蔼慈祥，喜欢给孩子们讲故事。家族中的人都很喜欢她。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1860——1896）他身体不好，先是吐血，后是腿肿，脾气暴躁，久病三年后去世。他一生没有什么职业，死时自语道：“呆子孙，呆子孙！”大概是自责吧，谁知道呢。
鲁迅的母亲：鲁瑞——（1857年11月19日——1943年4月22日）以其自修能达到读书的程度。其娘家在绍兴城昌安门外东北35里外的安桥头。后搬家到皇甫庄。她的祖父叫鲁世卿，在北京给皇帝的木料仓库管帐。她的父亲叫鲁希曾，有两子三女，鲁瑞是三女。
（逸事：鲁迅的母亲晚年曾把孙子海婴的照片放在床头，谁来给谁看。她也把周作人孩子的照片挂在墙上，但并不向客人说什么。鲁迅说：“这是老太太的外交手段。”鲁迅曾自称儿子周海婴为小狗屁，母亲不许，严责。鲁迅以后再不敢叫了。）
）
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周建人
周作人 (1885～1967) 现代散文家。浙江绍兴人。原名□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重要笔名有独应、仲密、药堂、周遐寿等。1901年秋入南京水师学堂,始用周作人名。1906年赴日本留学,与鲁迅一起编译《域外小说集》，后入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1911年夏回国后，先后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和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省第五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春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
“五四”时期，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参加发起文学研究会,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主持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是《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他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并撰写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明确提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谈虎集•思想革命》）；积极提倡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纪录研究”的“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和“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的“平民文学”（《艺术与生活•平民文学》），反对“违反人性”的“古代礼法”、传统“习惯制度”,以及歌颂“才子佳人”,宣扬“迷信”、“黑幕”、“色情狂”、“奴隶”哲学的“非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周作人同时以极大的热情介绍了俄国、日本、希腊文学以及波兰、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并用自己的散文和新诗创作(代表作《小河》)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和同时代不少寻求道路的先行者一样，他的社会思想和文学观念相当庞杂:“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雨天的书•山中杂信》）。但总的说来，资产阶级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五四”时期，他正是以此作为主要的思想武器，投入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并且在理论倡导与创作实践两个方面，对中国的文学界和思想界都有着较大影响。
“五四”以后，周作人一方面作为“语丝”派的主要成员之一，写了大量着重“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散文，继续批判封建旧道德旧文化，反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并参加了反对甲寅派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另一方面，他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与封建隐逸思想有了发展，进而提倡“以表现个人情思为主”的文学(《文艺的讨论》),1922年1月30日《晨报副刊》，提出“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的口号（《雨天的书•生活之艺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周作人虽然仍有“对于现状的不平”（鲁迅1934年5月6日致杨霁云书，1981年版《鲁迅全集》12卷），但更对人民革命斗争满怀忧惧，思想逐渐远离时代的主流，公开鼓吹闭门读书，以苟全性命于乱世。在理论上也倒退到根本否定“五四”新文学的彻底革命性质，把它看作是明末公安派文学运动的再现，同时提倡闲适小品，把文学作为“供雅人”“摩挲”、“抚慰和麻痹”的“小摆设”（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南迁，虽经各界人士的多次劝说敦促,周作人仍留在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北平,不久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督督办、东亚文化协会会长、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等伪职。日本投降后，以叛国罪于1945年12月入狱，1949年1月保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写作有关鲁迅的回忆资料外，主要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散文家，周作人最早在理论上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提倡文艺性的叙事抒情散文，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创作实践上，他从自己的个性出发，从英国随笔、明末小品、日本俳文中汲取养料，形成了独特的成熟的艺术风格。他追求知识、哲理、趣味的统一：在娓娓絮语中，针砭时弊，纵谈文史，描摹风物，探寻人情物理，显示着爱智者的“博识”与“理智”，无“卖智与□学”之嫌（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却自有亲切、通达的风致，从容描绘中浸透着作家的闲适趣味，“蕴藉而诙谐”的“淡淡的喜悦”里(《药味集•谈俳文》)、《立春以前•〈文载道文抄〉序》），搀杂着几分忧郁、惆怅，文字表达上则大巧若拙,举重若轻,构成了平和冲淡的境界，同时注重适度的含蓄，另有一种“涩味”。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上述风格的《碰伤》、《卖汽水的人》、《乌篷船》、《谈酒》、《吃茶》等名“只见苍蝇，不见宇宙”（《知堂文集•苍蝇》）了。不但取材越来越远离时代，风格也“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在读者中的影响日趋缩小。
周作人一生著述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在民俗学研究、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希腊及日本文化研究、性心理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的著作主要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药堂语录》、《书房一角》、《秉烛后谈》、《苦口甘口》、《立春以前》、《过去的工作》、《知堂乙酉文编》、《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儿童杂事诗》，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儿童文学小论》，文学史著作《欧洲文学史》，书信集及序跋集《周作人书信》、《苦雨斋序跋文》、《周曹通信集》、《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译作主要有：《红星佚史》、《域外小说集》（与鲁迅合译）、《炭画》、《点滴》(后改为《空大鼓》)、《现代小说译丛》（与鲁迅、周建人合译）、《现代日本小说集》（与鲁迅合译）、《陀螺》、《狂言十番》、《玛加尔的梦》、《黄蔷薇》、《两条血痕》、《希腊拟曲》、《希腊的神与英雄》、《希腊女诗人萨波》、《乌克兰民间故事》、《俄罗斯民间故事》、《阿里斯托芬喜剧集》（与罗念生合译）、《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与罗念生合译）、《浮世澡堂》、《古事记》、《石川啄木诗歌集》（与卞立强合译）等。
（鲁迅曾对周作人有一句很简短的评价：“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
周建人（1888—1984），字松寿，又字乔峰。鲁迅的胞弟。1888年11月12日生于浙江绍兴。幼年辍学，刻苦攻读，自学成才。辛亥革命前后，曾在故乡绍兴先后任小学、中学、女子师范学校教员。1920年在北京大学攻读哲学，1921年10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曾编写中学动植物教科书、自然科学研究丛书等；还在《东方杂志》、《妇女杂志》、《自然》杂志任编辑并发表文章，提倡妇女解放和普及科学知识。
周建人早年就和中国共产党人有交往，1923年认识瞿秋白，并应瞿秋白的邀请，在上海大学讲授进化论，并先后在神州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安徽大学任教。1927年秋，鲁迅到上海定居后，周建人经常同鲁迅、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一起学习马列主义，讨论中国社会问题。1932年12月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民党政府迫害进步人士，营救被捕革命同志。抗战胜利后，在生活书店、新知识书店任编辑，并经常在进步报刊《民主》、《周报》、《新文化》、《文萃》、《文汇报》、《联合晚报》上发表文章，抨击反动当局卖国、独裁、内战的政策，他同马叙伦等于1945年12月3O日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
194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从上海辗转到达当时党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
北平解放后，周建人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副主任。1949年6月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并出席了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建人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浙江省省长，第九、十、十一届中共中央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有一次，鲁迅和周作人两人商量给三弟起名，咬文嚼字半天，最后说“侃”字好，就叫“侃人”吧！后来，鲁迅觉得不好听，给改为“建人”。周建人是个植物学家，妻子叫王蕴如，女儿叫周晔。鲁迅常对周建人说：“不管压力多大，要顶得住；不管冤屈多深，要受得了，千万不能自暴自弃，要奋发和自爱。一自暴自弃，就没有出头之日，只能沉沦苦海了。”）
四弟椿寿（生于1893年6月13日），因发热发烧早逝。
姐姐端姑，未满一岁即殇。
妻子朱安。1906年7月26日与鲁迅结婚，他26岁，她29岁。婚后四日，鲁迅东渡日本三年，1919年，鲁迅回国迁居北京，但和朱安分居。1947年6月29日，朱安去世，终年69岁。朱安生前反复对人讲：“周先生对我不坏，彼此间没有争吵。”又说“我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1942年2月1日，蒋介石派秘书长郑彦芬代表他本人送她10万法币。并说：“委员长说了，不受不行。”朱安只好收下。）
妻子许广平。
许广平（1898—1968）女，笔名景宋，广东番禺人。早年就读于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1923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1926年9月到广州，任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训育主任兼舍监。1927年10月在上海与鲁迅结婚后协助他工作。1936年10月19日与宋庆龄等商量鲁迅治丧事宜，决定由宋主持鲁迅葬礼。1938年与郑振铎等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抗日战争时期在上海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41年12月15日在上海租界被日军逮捕，狱中坚贞不屈。次年3月1日获释。1946年1月13日与宋等参加追悼昆明一二一惨案中于再等死难师生大会。次年任上海妇女联谊会主席。1948年经香港转到东北解放区。次年7月7日与宋等出席上海各界纪念“七七”庆祝解放大会。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等。1956年10月14日与宋庆龄等出席鲁迅遗体迁葬仪式。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3月3日在北京病逝。著有《许广平忆鲁迅》等。（鲁迅称许广平叫“小刺猬”，“乖姑”。鲁迅自称你的“小白象”。）
儿子周海婴
周海婴出生于１９２９年９月27日。在他将出世时，许广平一度出现难产的迹象。当医生为此征求鲁迅意见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鲁迅不假思索地说：“留大人。”结果母子平安。
也许鲁迅认为这孩子是意外的收获，为了孩子的坚强，他对新生命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爱。海婴这个名字，鲁迅取自上海出生的婴儿这一意思。他对海婴的教育完全按照他于１９１９年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尽量创造机会让海婴自由地成长，希望海婴成为一个“敢说、敢笑、敢骂、敢打”的人。
鲁迅病重、逝世的那一年，周海婴年仅７岁。坎坷的经历、特殊的家庭背景，使他待人处事格外小心谨慎。他回忆在北大物理系读书时，同学可以打桥牌、跳交谊舞，他出于好奇，偶尔走去观看，就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什么“鲁迅的儿子不好好读书，只知道打牌跳舞”。
周海婴承认，对名与利想得不多，看得很淡，只想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小时候，父母就教导他不能以名人的孩子自居。周海婴夫人马新云回忆说，１９４５年她家搬到上海霞飞坊６２号，与住在６４号的周海婴是邻居。弄堂里的孩子们常在一起玩耍，大家并不在意周海婴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也从不刻意去摆架子，孩子们彼此平等、感情融洽。（他1952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在广播电视局工作。婚后有三子一女，妻子马新云是中学教师，1981年5月，他拿到父亲鲁迅的稿酬27万元。在父亲病重时，他玩“药瓶”，对父亲喊“明朝会！”完全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
（海婴三岁时，鲁迅写下“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三、鲁迅求学、读书生活。
（1）、求学：1886年 入塾，从叔祖玉田先生初诵《鉴略》
1892年 正月，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怀鉴读。
鲁迅在故乡绍兴呆了17年。
1898年 5月，鲁迅带着母亲给他的8块银圆往南京去。远房的叔祖周庆蕃在江南水师学堂教汉文并当轮堂监督。这个学校是不收学费的，所以鲁迅去投考而考取。入学考试的作文题目是《武有七德论》
1899年 1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学采矿，期间他的成绩很好，学会了骑马。
鲁迅在南京求学4年。
1902年 2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官费留学，共5人。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和基础知识。期间成立了浙江同乡会，出版了杂志《浙江潮》，还有《说镭》、《中国地质略论》发表。
1904年9月，往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成绩在142人中排68名。1906年3月、4月间因深感改造国民性的必要退学，肄业。
1906年 六月复赴日本，在东京独逸语学校研究文艺，搞翻译，跟章太炎先生学习《说文解字》等，与周作人编《域外小说集》两册，在东京和上海销售。因周作人在立都大学未毕业就跟羽太信子结婚，羽太家又很贫穷，为了贴补家里和二弟的费用，鲁迅回国工作。
鲁迅在日本求学共7年。
（2）、读书：1912——1913年读书较杂，属于博览；
1914年，大部分时间看佛书；
1915——1916年，仍读佛经，间读拓本、墓志、壁画等；
1917年——1920年主要整理文化遗产；
1924年，读美术书籍；
1926年主要读苏联文学书籍并搞翻译；
1927年以后到上海，主要到内山书店购书、读书。（据许广平回忆整理）
附：鲁迅的买书和藏书
根据《鲁迅日记》逐年统计，24年间鲁迅总共收入12万多银圆，约合今人民币480万元。而其中耗资1万3千多银圆用来购置图书1万多册（幅），价值约合今人民币52万元；也就是说，平均每年耗资5千多银圆（合今人民币2万多元）专门用来买书。别人赠送的图书还不计在内。而且后十年所用书款，更多于前期。（笔者注：1912年一块银圆的实际购买力，约合今日人民币50多元；1926年一块银圆合今40多元；1936年一块银圆合今35元以上。这还是一个较为保守的比例。有些经济学家提供的数值比这更高。本文采用一块银圆平均合今人民币40元的估算值。）
从1912年5月（鲁迅31岁）初到北京教育部工作，至1936年10月（鲁迅55岁）在上海病逝，这24个年头中，鲁迅收入的平均11.1％专门用来购置图书。可见读书、购书、写书、教书，是鲁迅一生始终不渝的最强烈最持久的嗜好。
从1912年5月到1919年11月，即鲁迅寄宿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县馆（原称山会邑馆）的7年半期间，鲁迅独居一屋、长夜孤灯惟以书为伴。他在民国教育部多年任职的月薪相当稳定，除了积攒存款准备置办房产（三进大四合院以备接母亲家属来京合住）之外，经常以十分之一左右的收入、专门用来到琉璃厂等处购置图书。
但从1920年到1926年夏，即鲁迅先后居住在北京八道湾11号、砖塔胡同61号、宫门口西三条21号期间（离开北京南下之前），鲁迅的经济状况有所下降。由于北洋军阀政府长期拖欠教育经费，鲁迅在这7年内，收入比1919年的水平减少了大约30％，而同住一个“大宅门”的周作人夫妇挥霍无度，作为长兄的鲁迅经济负担加重，手头拮据，仅能以收入的大约5％用来购置图书。其中境况最差的1920年，仅购书51.80银圆，占收入的2％；1924年仅购书99.24银圆，占收入的3.8％；这几年是鲁迅生活最苦闷、思想最彷徨、健康状况最受损坏的苦斗阶段。
1926年夏天鲁迅由北京南下厦门、半年后又转往广州，1927年中鲁迅携许广平赴上海定居。此后，他作为自由撰稿人依靠“爬格子”的版税和稿酬谋生，经济上独立自主，生活上得到保障。
鲁迅在上海度过了比较宽余的晚年。1926－1936年这十年间，他除了“上养老、下养小”以外，自己生活很节省，却能够保障以收入的十分之一乃至六分之一用来购置图书。
图书，是鲁迅最珍惜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他的不朽著作如《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参考了数量惊人的古籍文献，大半出于他精心搜集的藏书。他还利用藏书和借书编辑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他为了翻译一些外国文学作品，预先购置了大量参考书籍，甚至委托朋友们从欧洲、日本购买外文原版。……纵观《鲁迅日记》24年的书帐，详细记载了他平生购置并保藏的9千6百多册书籍和6千9百多张古文物拓片，共1万6千5百件图书。在《鲁迅日记》中郑重其事地一一著录在册，如数家珍。
即使如此，鲁迅还经常感叹：“书到用时方恨少”，为一些珍爱的图书无法购置而遗憾！……
我统计分析并核实了“鲁迅购书费用及其占收入的百分比”，内心深为鲁迅对书的挚爱而激动、而震撼。鲁迅的物质生活多么简朴，而他的精神生活多么富足！这富足的标志就是鲁迅的藏书。由《鲁迅日记》《鲁迅书信》整理出的鲁迅购书费用的史料，真实地反映了鲁迅生平一以贯之的对金钱的态度，更深层的意义，是体现了一种现代文明的价值观。由此更加证实了我多年前提出的观点——“离开了经济生活的鲁迅，不是完整的鲁迅，更不是真正的鲁迅。鲁迅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以他超越了‘权’和‘钱’的自由职业作为稳固的经济保障。鲁迅的经济生活，足以摆脱了官的威压、商的羁绊，从而保持了他的精神主权和人生价值。”
（查《鲁迅日记》自1912年5月5日到北京，到此年12月31日大约8个月的时间，他曾去琉璃厂26次，购书画91种，花去大洋164元有余。在此期间，他还多次的从日本的相摸屋书店邮购书籍，可见鲁迅爱书藏书读书之不凡。）
四、-鲁迅的老师
鲁迅先生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无论是在人品声望，还是对我国现代文学的贡献，都是卓越非常，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人中翘楚，伟人一个。而成就这样一位大师的，当然是他的老师。在教过鲁迅先生的老师中，有三位老师在他的成长历程中产生过重要作用，鲁迅先生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大师，跟这三位老师的辛勤付出分不开。
在鲁迅先生众多的“先生”之中，他写过的，自认为对他影响很大的有三位：
第一位：《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寿镜吾先生。
关于寿镜吾先生
寿镜吾具有反清反帝的爱国思想，对清王朝辱国丧权极为不满，很同情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他甘心于淡泊的生活，不愿意出去做官；一生不用外国货，以免外国人骗钱。对于孔子，他是相信的，但没有到笃信的程度，所以书屋里不设孔子的牌位。这在旧私塾中是罕见的事。体罚是旧私塾用来压迫学生的一种重要手段，以此来强迫灌输封建思想。寿镜吾“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他为人耿直，教学认真，对学生要求很严，所以他的书屋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在最反动、最腐朽的清代末年，由于寿镜吾具有一定的进步思想，三味书屋也就成为当时当地的书塾中比较开明的一个。
《三味书屋》中提到鲁迅的老师寿镜吾，他是浙江绍兴覆盆桥人，学生都尊称他为寿老先生。这个“老”不但指年龄大，还包括知识渊博、受人尊敬的意思。
寿老先生年轻时，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极为不满，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深恶痛绝。他20岁考取秀才后再没去参加乡试，一直在三味书屋坐馆教书60年。
寿老先生热爱学生，也严格要求学生。放学时，必定亲自送学生到大门口，看到学生过了石桥，他才放心。有的学生三天不来读书，他就拄着拐杖上门访问。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早上教的课，当天傍晚必须背出。写字强调注意姿势，翻书前要检查手指是否干净。寿老先生非常喜爱鲁迅，说他脑筋“活络”、“懂事”。有一次寿老先生出了一个对子叫“陷兽入阱中”，许多学生苦苦思索都对不好，鲁迅对了个“放牛归林野”，寿老先生非常高兴，称赞“樟寿（鲁迅小时名）聪明。” 寿老先生于1929年7月30日以82岁高龄谢世。◆
第二位：《藤野先生》中的藤野严九郎先生。
藤野先生介绍：即藤野严九郎(1874—1945)，姓藤野，名严，排行第九。日本福井县人，出生于一医生家庭。1896年，毕业于名古屋爱知县医学专门学校后留校任教。1901年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任讲师，1904年7月（鲁迅从仙台医专前几个月）升为教授。曾担任解剖学、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等课程。他为人正直、生活朴素，工作认真负责，对弱国学生无民族偏见，对鲁迅很关怀，受到鲁迅的尊敬。
1911年，东北帝国大学成立；1921年，仙台医专并入，成为东北帝国大学医学部。1915年，决定成立东北帝国大学医科大学，藤野因学历不够退职后到东京一慈善医院就业。1919年回故乡自立诊所，热心为乡民服务。1945年8月11日病逝。
1935年日本岩波文库中要出《鲁迅选集》的时候，曾经来问鲁迅先生自己，选些什么文章好。鲁迅先生回答：‘一切随意，但希望能把《藤野先生》选录进去。’目的是在借此探听到藤野先生的一点消息。当这选集出版的第二年，译者增田涉到上海来访问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向他打听藤野先生的情况，增田涉说没有下落时，鲁迅先生慨叹地说，‘藤野先生大概已经不在世了吧！’其实藤野先生活到七十二岁，直到1945年8月11日才因脑溢血逝世。《鲁迅全集》在日本出版后三年，藤野先生的长子入第四高等学校读书。教师发现他是藤野先生的儿子，把《鲁迅选集》给他。藤野先生戴上眼镜匆忙地翻开这选集。当他看到扉页上鲁迅先生的照片时，惊喜地高声叫道：“啊！这是周君，他已经了不起啦！’他知道鲁迅先生还健在，非常高兴。”（许钦文：《语文课中鲁迅作品的教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出版）1937年3月，日本《文学案内》上发表了以《谨忆周树人君》为题的藤野先生的谈话录。
第三位：《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的章太炎先生。
章太炎介绍：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屈指可数的巨人之一，他的独特的学术可当之无愧地称作“章学”，是二十世纪中国国学的一块瑰宝。他勇于直面二十世纪中国所面临的各种时代课题，并使他的学术、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他努力用自己的思想、学术来解决一些时代课题。他从激烈动荡的社会、狂怒的革命风暴、跌宕起伏的生活实践中汲取营养，获得动力。他广泛接触了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等生活实践，并提出了各类问题，经由他自己钻研、思考和探索，取得精神生产的巨大成果。章太炎的学术思想有强大的生命力的原因就在于此。中西文明、古今文明这两种不同文明也在他内心深处产生了巨大的冲突，虽然他一辈子都在顽强地追求，企盼着寻找到中国所应走的适合于自身实际情况的道路，但他头脑中所有的新与旧、革命与保守思想等都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他在思想上、学术上也表现出这种内在矛盾惶遽，使他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和思想界的影响也朝着两个不同方向发展。
章太炎的一生，可以说，“一波三折”：改良——革命——反动——再革命。“戊戌变法”前后，他积极地投身到改良主义思潮中，参与康、梁发起的“戊戌变法”。他被聘担任《时务报》的撰述，主笔于《时务报》，用自己的文章向封建残余势力作不懈的斗争，因此被清政府通缉多次，多次流亡海外。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和辛亥革命以前，章太炎是革命运动中的一员猛将。他猛烈地抨击黑暗，想要粉碎旧世界的秩序，创造出一个新世界来，即便和邹容一起被监禁、坐牢受迫害也仍丝毫不动摇。这一个时期的章太炎在学术上的成就也很大，革命活动并没有影响他的学术研究工作，反而因为和康有为、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不断论战的关系，促使他去读更多的书，对各种问题进行更深刻的钻研。在辛亥革命前，他主笔《民报》，所写的文章锋芒锐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使其成为革命政论家。在《民报》被迫停刊，他专门从事讲学工作以后，他有了更多的时间来研究学术，对许多学术问题的看法逐渐系统化起来。但章太炎在学术思想上也有其两面性。他有许多成就值得我们批判地继承；而他的一些不正确的看法，特别是一些充满唯心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想的学术编著，是我们应当予以批判的。从武昌起义到护法战争的六年多当中，章太炎虽然因为头脑里的思想在作怪，说过一些糊涂话，做过一些糊涂事，但是他从帮助袁世凯转变到与袁世凯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从反对孙中山转变到再度与孙中山合作，因此我们还不能断然地说他逆革命之道而行事。他像一个不会划船的人一样，虽然不断地在水中打圈圈，但是他的主观愿望是想要随着潮流前进的。然而，在护法战争失败后的短短几年当中，在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上又一次走向了反动。但当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时，他又站在中华民族的利益上，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不止。
章太炎的一生给我们提供了十分深刻的教育，使我们知道了一个来自旧社会的革命者想要紧紧地跟上时代的脚步是不容易的，必须继续不断地自我改造，跟自己头脑中的旧思想残余作斗争才行，不然的话，干革命也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旧思想的影响会把人推拥到革命的反面去，即使是一个曾经赫赫有名的革命家，也会转化成为时代的绊脚石的。然而我们不能否认章太炎旧学的深厚，新学上的独特思考和体会以及他立足于社会实践去探索、思考、创新，从而体现出时代的精神，成为时代的镜子，为推动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真知灼见。章太炎站在社会巨变的浪潮前列，卓尔成为大家——思想家、教育家、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章太炎在众多的领域内作出了突出的开创性、奠基性的贡献，对推动我们这个伟大而古老的民族适应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建立近代民族国家、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方面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 。
这里借用鲁迅的话概括章太炎的一生是最为公允的：“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见姜义华著《章太炎评传》第351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版。
五、鲁迅先生的几个特点
1、勤奋博学
（1）、下面请看曾为北大旁听生的作家鲁彦对当时鲁迅先生授课情况的具体描述：
“每次每次，当鲁迅仰着冷静的苍的面孔，走进北大的教室时，教室里两人一排的座位，总是挤坐着四五个人，连门边走道都站满了校内的和校外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学生。教室里主着极大的喧闹。但当鲁迅先生一进门，立刻安静得只剩了呼吸的声音。他站在讲桌旁，用着锐利的目光望了一下听众，就开始了‘中国小说史’那一课题。
“他的身材并不高大，常穿一件黑色的短短的旧长袍，不常修理的粗长的头发下露出方正的前额和长厚的耳朵。两条粗浓方长的眉毛平躺在高出的眉骨上，眼窝是下陷着的，眼角微朝下垂着，并不十分高大的鼻子给两边深刻的皱纩映衬着才显出一点高大的模样，浓密的上唇上的短须掩着他的阔的上唇这种种看不出来有什么奇特，既不威严也似乎不慈和。说起话来，声音是平缓的，既不抑扬顿挫，也无慷慨激昂的音调，他那拿着粉笔和讲义的两手从来以没有表情的姿势帮着他的语言，他的脸上也老是那样的冷静，薄薄的肌肉完全是凝定着的。
“他叙述着极平常的中国小说史实，用着极平常的语言，既不赞誉，也不贬毁。“然而教室里却突然爆发出笑声了。他的每句极平常的话，几乎都须被迫地停顿下来，中断下来。每个听众的眼前赤裸裸地显示出了美与丑，善与恶，真实与虚伪，光明与黑暗，过去、现在和未来。大家在听他的中国小说史的讲述，却仿佛听到全人类魂的历史，每一件事态的甚至是人心的重重叠叠的外套，都有给他连根撕掉了。于是教室里的人全笑了起来，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渐与愤怒……”—— 摘自《北大逸事》
（2）、据周作人回忆，“鲁迅从小喜欢书画（线装书和画谱），有些书一时买不起，他就抄书。他抄的书有《茶经》（三卷）、《五木经》（三卷）、《穆天子传》、《南方草木状》、《北户录》、《桂海虞衡志》、《释虫小记》、《燕子春秋》、《蜂衙小记》、《记海错》、《说郛》，又抄越中史地书，凡八种。”周作人说：“鲁迅自来勤苦作事，为他人所不能及。”
（3）、 夜吃辣椒
鲁迅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第一学期结束时，因考试成绩优异，学校发给他一枚金质奖章。鲁迅没有把奖章作为自我炫耀的标牌，却跑到鼓楼街把它卖了，用卖掉的钱买了几本自己喜欢的书和一大串红辣椒。
鲁迅是浙江绍兴人，那里没有吃辣椒之好，独鲁迅有辣椒之嗜？
非也。原来，鲁迅是用此物解困的。以后鲁迅每读书至夜深人静、天寒人困之时，就摘下一只辣椒来，分成几截，放进嘴里咀嚼，直嚼得额头冒汗，眼里流泪，嘘唏不已，只觉周身发暖，睡意顿消，于是捧书再读。
2、 关心青少年。
鲁迅在广州时，一个青年受他的感化，随他到了上海。到上海后，鲁迅热情的留他在自己景云里的寓所住，后来那人又让鲁迅给他在上海找个工作。鲁迅很为难的情况下找到郁达夫说实在没办法，须请一家书店报馆名义上请他做事，而每月的薪水三四十元由鲁迅自己拿出，由达夫转交给书店报馆作为月薪发给他。鲁迅对青年的提携帮助程度可见一斑。
先生的教育思想是丰富的，他在《狂人日记》里借狂人之口，道出了所谓的“仁义道德”的悠久历史，其实就是“吃人”的真实记载；他还指出教育的实质，即“解放了的社会，就是解放了自己”；他认为教育培养“新人”应当是有“自立能力”的，“是一个独立的人”，而不是“为父母占有的人”；他希望青年学生要敢笑、敢怒、敢骂、敢打，有朝气，敢作敢为；他激励青年为国奉献，不要无为地牺牲，也不要无所作为。
儿童教育是先生关注的重点之一。在他看来，儿童教育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于是他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世人为之震惊，这呐喊声至今回响在人们耳边。如何教育好孩子呢？先生认为有三点必须注意：一是理解孩子，别把孩子当成大人；二是要指导孩子，平等对待；三是解放孩子，使之自立。这些教育思想在今天，恐怕也不过时的。
有一次，先生请几位朋友来家里吃饭。大家都边谈边吃，突然先生的儿子海婴突然说有碗菜坏了，客人们吃着没觉得味道有什么不对，只觉得是小孩子乱讲，没加理会。先生听了海婴的话后，马上将儿子吃剩下的那一筷子菜挟起来尝了尝，对大家说味道确实坏了。柳亚子听到这事儿，特地将它写进他的《我的儿童教育观》一文，文中这样评道：“你想，除了鲁迅先生，谁还能有这种尊崇儿童，爱护儿童的伟大呢？”可见先生对儿童的教育不是理论上说说就算了的，而是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具体做到。
3、谦虚谨慎
鲁迅曾拒绝诺贝尔奖提名
鲁迅是第一位受外国人关注并有可能获得诺贝尔获提名的中国作家。
1927年，来自诺贝尔故乡的探测学家斯文海定到我国考察时，在上海了解了鲁迅的文学成就以及他在中国文学上的巨大影响。这位爱好文学的瑞典人，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托鲁迅的好友台静农去信征询鲁迅的意见。鲁迅婉言谢绝了。他回信说：
静农兄弟：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告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可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鲁迅写这封信的时间正是中国新文学经过风风火火的10年之后，其时中国文坛上出现了许多卓有成就的作家，当然包括鲁迅本人。但鲁迅是一个清醒的理性主义者，尽管新文学在最初十年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他仍能看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差距，对中国新文学的实绩作出了客观的评价。
我们从鲁迅的这封信中，可以看出鲁迅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其一，鲁迅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高水平的奖项，在没有实力竞争的时候侥幸得到它，名实不符，不利于文学扎扎实实的发展，反而会掩盖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其二，鲁迅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为标尺，意识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距离。强调这种距离，不是妄自菲薄，而是为了使中国文学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其三，鲁迅对诺贝尔文学奖保持一种平常心态。鲁迅看到世界优秀作家极多，而诺贝尔文学奖不可能把每位作家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僧多粥少，不必为此计较。
我想，鲁迅先生60多年前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也是我们应该持有的态度。
鉴于过去我们对鲁迅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有些误解，我们想在此多说几句。
一个典型的观点曾经影响了一部分人，他们认为鲁迅获得了提名，但遭鲁迅拒绝，因为他不愿为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增添光彩。这种将事件政治化的解释，虽然具有激进色彩，拔高了鲁迅，但与实际情况不相符。
首先，了解诺贝尔文学奖操作程序就会知道，提名和获奖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从提名到获奖有许多路要走，有的由提名到获奖中间长达二十余年，有的作家每年都获得提名，但终其一生亦未能获得评委的垂青。很少有一次获得提名便获得通过的。
其次，我们来一个假设，如果1927年鲁迅先生没有拒绝提名的话，能否在这一年摘取桂冠呢？可以看看1927年的评奖经历。这一年，评奖竞争非常激烈，进入候选人名单被淘汰的作家，竟有36人之多，这其中还包括托马斯•曼和高尔基这样屡获提名的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同时，法国一批有影响的学者推荐了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格森。这种推荐的号召力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把鲁迅和这些作家相比，他创作的数量或许还略嫌轻了些。(本文摘自《荆棘与花冠——诺贝尔文学奖百年回眸》，陈春生、彭未名著，武汉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4、富有情趣
（1）、许广平曾以景宋的笔名写了题为《罗素的话》的文章，请鲁迅改正。鲁迅在1925年7月16日给许的信中这样说：“拟给九十分，其中给你五分：抄工三分，末尾的几句议论二分。其余的八十五分，都给罗素。
（2）其一：教员寄宿舍有两所，一所住单身者曰博学楼，一所住有夫人者曰兼爱楼，不知何人所名，颇可笑。（1926年9月26日给许的信）
其二：楼下的后面有一片花圃，用有刺的铁丝拦着，我因为要看他有怎样的拦阻力，前几天跳了一回试试。跳出了，但那刺果然有效，刺了我两个小伤，一股上，一膝旁------晚上就痊愈了------这里颇多小蛇，但到天暗，我已不到草地上走，连晚上小解也不下楼去了，就用磁的唾壶装着，看没有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1926年10月28日给许的信）
（3）、鲁迅的烟茶食
鲁迅先生有吸烟的嗜好。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鲁迅的烟瘾，一向是很大的；在北京的时候，他吸的，总是哈德门牌的拾支装包。当他在人前吸烟的时候，他总探手进他那件灰布棉衫里去摸出一支来吸，他似乎不喜欢将烟包先拿出来，然后再从烟包抽出一支，而再将烟包塞回袋里去。他这脾气，一直到了上海，仍没有改过。不晓得为了怕麻烦的原因呢？抑或为了怕人家看见他所吸的烟，是什么牌。”
鲁迅先生爱吸烟，所以茶的需要量便随之增多。在山会邑馆时，据周遐寿在《补树书屋旧事》中说，鲁迅也是一向不十分讲究的：“平常喝茶一直不用茶壶，只在一只上大下小的茶杯内放一点茶叶，泡上开水，也没有盖，请客吃的也只是这一种。”由此看来，简直与浙东农民吃的茶缸差不多。
鲁迅喜欢北方面食和菜肴。鲁迅居北京15年，这使他养成了喜食北方面食和菜肴的习惯。 在北京的最初几年，鲁迅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 会馆当时伙食很差，鲁迅有时就买只鸡回来加工，或下面吃，或到附近的清真馆吃清汤大块牛肉面，这是用原汁牛肉汤加上肥瘦相当切成方块的牛肉，配以北方的切面，售价不高却经济实惠，很受鲁迅喜爱。
六、鲁迅与他同时代名人。
1、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著名作家，曾邀鲁迅赴厦门大学任教，后移居美国。
2、郑振铎（1898——1958）浙江永嘉人，著名学者，鲁迅曾送他明版的《西湖二集》，对他的学术研究给予很大帮助。
3、胡风（1902——1985）湖北蕲春人，著名文艺理论家，曾任“左联”重要职务，深受鲁迅信任。
4、郁达夫（1896——1945）浙江富阳人，著名作家，与鲁迅关系一直很好。
5、萧红（1911——1942）黑龙江呼兰人，著名女作家，鲁迅曾多次帮助她，促使她在文坛成名。
6、许寿堂（1882——1948）浙江人，著名教育家，鲁迅挚友。
7、巴金（1904——）四川成都人，著名作家，1934年与鲁迅交往，曾受鲁迅先生的教导鼓励。
8、内山完造（1885——1959）日本人，1913年来华，在上海开设内山书店，鲁迅曾多次在书店避难，他是鲁迅的好友。
9、史沫特莱（1890——1950）美国人，作家、记者。鲁迅的文章由她翻译并在美国刊物上发表。
10、埃德加 斯诺（1905——1972）美国人，作家、记者，1933年开始翻译鲁迅小说。
11、苏雪林（1899——1999）安徽太平人，女作家，是鲁迅的学生，后在台湾任教，曾以反对鲁迅著名。
12、梁实秋（1903——1987）浙江杭县人，著名散文家。曾与鲁迅做过激烈论争。是鲁迅主要的“论敌”。
13、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文艺理论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与鲁迅友谊深厚。鲁迅曾把何瓦琴的对联送给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14、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教育家，曾任北大校长，鲁迅的好友。
15、冯雪峰（1903——1976）浙江义乌人，文艺批评家，鲁迅的学生和战友。
七、向鲁迅作品学什么。
（一）肖像多采取简笔勾勒的白描：
这是一种简笔勾画人物肖像主要特征的手法，它对肖像不做精雕细琢，浓墨重彩的描绘。鲁迅作品的人物肖像很多都运用这种手法，我们学生写作文，可以仿照这种手法，因为它既简练又传神。例如：
1、《孔乙己》里这样描写孔乙己肖像：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2、《纪念刘和珍君》里这样描写刘和珍肖像：她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
3、《祝福》里这样描写祥林嫂肖像：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
4、《药》里这样描写康大叔肖像：突然闯进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
5、《为了忘却的纪念》这样描写白莽肖像：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
6、《阿Q正传》这样描写阿Q肖像：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
以上这些都是很典型的白描，概括出这个特点，下面就是引导学生去仿写了。当然，除了白描，鲁迅对人物肖像的描写还有对比，反复，分总和动静结合等手法，这些都要通过课文慢慢体会，然后才谈得上仿写。
（二）、语言多采取同中有异的反复。
看鲁迅先生的作品，有时用简：惜墨如金，力求数字乃至一字传神。有时用繁：用墨如泼，汩汩滔滔，虽十、百、千字亦在所不惜。看来，该简练则简练，该繁冗则繁冗，方各尽其妙。
例如：《祝福》中有两处语言描写非常精彩。一处是祥林嫂二进鲁家当佣人时，她去摆福礼，四嫂慌忙说：“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摆。”“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拿。”一处是捐完门槛的祥林嫂坦然的去摆福礼，四嫂慌忙大声说：“你放着罢，祥林嫂！”两处语言都是告诉祥林嫂不要动祭品，但语气却大不一样。前一句是较温和的劝告方式，而后者则是很强硬的命令式。两次话语的时间相隔两年，但都是在年终祭祖时。第一次四嫂认为祥林嫂作为寡妇没有资格摆祭品；而当祥林嫂捐了门槛自认为有资格时，四嫂却没把它当一回事，用了更严厉、更强烈的语气禁止了她。这反复出现的话语，将祥林嫂做人的最后的希望打得粉碎，是将她推向悲剧深渊的直接动因。
还是在《祝福》中，作者借主人公祥林嫂之口，不厌其烦地重复“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下雪天……”那近三百字的“阿毛的故事”。试想，如果没有这样的“繁冗拖沓”，阿毛的夭逝对祥林嫂的心理的打击之大，对她的精神摧残之巨何以体现呢？正是这样的“繁冗拖沓”，才揭示出祥林嫂精神至于崩溃、心灵的惨苦至于麻木，一个被践踏、被迫害、被鄙视的妇女形象才跃然与纸上。
又如在《故乡》中，杨二嫂的形象主要是通过她富于个性化语言来完成的。杨二嫂在作品中只说了六句话：
1．“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
2．“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
3．“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
4．“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
5．“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就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
6．“阿呀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
仅此六句话，却用了那么多的感叹词，用了那么多的感叹号，很符合杨二嫂的身份、地位及性格特征。可谓反复得适得其所，恰到好处。杨二嫂和闰土一样，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但由于她是经营豆腐的小本生意人，因职业的关系，形成了她泼辣、机巧和精通世故的性格特征。这些言语，把她那口快舌尖、能说会道、油嘴滑舌的个性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很符合她的阶级、职业、经历和性格特征的。
（三）、动作多采取能表现人物性格特点的词语
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对词的运用都是非常重视的。法国作家莫泊桑曾说过：“不论人家所要说的事情是什么，只有一个字可以表现它，一个动词可以使它生动，一个形容词可以限定它的性质。因此。我们寻求着，直到发现了这个字，这动词和形容词才止，决不要安于‘大致可以’”。鲁迅对遣词用字的要求也很严。他曾说过：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因此，他的作品对人物动作的描写是非常鲜明生动的。
例如，在《社戏》中，作者是这样描写的：
“……一出门，便望见月下的平桥内泊着一只白篷的航船，大家跳下船，双喜拨前篙，阿发拨后篙，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较大的聚在船尾，母亲送出来吩咐‘要小心’的时候，我们已经点开船，在桥石上一磕，退后几尺，即又向前出了桥。于是架起两支橹，一支两人，一里一换，有说笑的，有嚷的、夹着湿通的船头激水的声音，在左右都是碧绿的豆麦田地的河流中，飞一般径向赵庄前进了”
这段文字所用的动词都是十分准确生动的。“跳”和“拨”这两个词，准确地把少年朋友们急迫心情和兴高彩烈的气氛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因为得到大人们的恩准，终于可以去看戏了，大家非常高兴，便急不可耐地“跳下船去，也用不看互相推托，双喜和阿发便主动承担了“拨”篙的任务。接下来，“陪”和“聚”字也甩得很合适。因为“我”是客人，大家对“我”都很客气、很友好，就连年幼的也都主动地“陪”着“我”，不让“我”寂寞，“聚”字则把少年朋友们亲密无间、团结融洽的气氛充分地表现了出来。接着“点”和“嗑”字，用得十分形象，不仅把摇船的小朋友十分熟练的本领、灵活敏捷的动作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而且还使人产生船篙触石的感觉，犹如身临其境。接着“飞”字，则进一步地把朋友们那种急切心情和船速之快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又如在《一件小事》中的：“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车把上带着一个人”，“兜着车把”，“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我时时熬了苦痛”，“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浮在我眼前”等等，这里的“拖”、“带”、“兜”、“榨”、“熬”、“浮”等动词用得非常传神。
正如作家苏雪林所评：“鲁迅作品用字造句都经过千锤百炼，故具有简洁短峭的优点。”
此言不谬。
（四）、心理多采取议论抒情的文字加以渲染。
鲁迅的许多文章都用议论和抒情来传达心理感受，给读者以深沉朦胧回味无穷的美感，值得让学生在习作借鉴。
例如《故乡》的结尾：“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段话作者议论深刻，写景舒缓从容，给读者以很大的心理冲击，可以让学生模仿。
又如《藤野先生》的结尾：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这段议论抒情层次清楚，感情真挚，也值得学生学习。
如果抛开人物描写来看，鲁迅在用语上也有自己的特点。比如我总结的以下几条：
不说“如果”说“倘”，不说“更”说“愈”，
不说“大概”说“大抵”，不说“就”说“便”，
不说“偶尔”说“间或”，不说“擦”说“拭”，
不说“漫步”说“踱着”，不说“充满”说“弥漫”，
不说“还是”说“依旧”，不说“好象”说“宛然”等等。
这样的用词，一方面是时代使然，一方面是个人习惯。在不因文害意的前提下让学生学着用是有益的。另外，作品中的“独词独句成段”，“多重修饰成分”，“空行自然分段”，“写事多写三件”等方法也很多很常见，限于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的重见天日。它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共党史、鲁迅茅盾研究中的重要历史文献。
１９９６年７月１日新华社电讯宣布，在１９３６年４月１７日出版的油印《斗争》（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报）第９５期上，发现了鲁迅茅盾贺信的全文，贺信全文的发表，也纠正了以前流传中的谬误。
对鲁迅藏品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鲁迅遗留下的手稿、书稿、藏书、拓片、画像、木刻、印章、艺术品等等，都是宝贵的文物，对这些珍品进行整理、研究、出版，也是刻不容缓的事，这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
海外鲁迅研究有了明显变化，过去由于政治偏见引起的对鲁迅的误解在逐渐化解。 当前鲁迅研究领域中有一些引起争议、形成新闻热点的问题。一位逝世已经６０年之久的作家，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远去而淡化，相反受到社会的关注，这也是鲁迅的魅力所在。
九、鲁迅逸事：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大多数人只知道他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却很少有人了解他的日常生活。
友人这样说鲁迅的日常生活：他能过刻苦朴素的生活，那是不错的；说他过的是刻苦朴素的生活，那就可以保留了。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者，是从田间来的，知道稼穑之艰难的，但也懂得都市的资产阶级的种种物质享受，在许多场合，他应对自如，和“洋人”在一起，也显得从容自在，毫无拘谨之态。林语堂在依定盘路那大洋楼的派头，可说是十足洋化的；鲁迅坐在那儿，也毫无寒怆之色。他毕竟是绍兴人，而且在北京住过多年，见过大世面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是合乎大雅之堂。他生前最赞同的一句话：“君子可使居贫贱也”，居贱不易，居贫更不易，“见大人则藐之”，要不做到佯狂态度才对。
有人说“囚首垢面而谈诗书”，这是古人的一句成语，拿来形容鲁迅是很恰当的。沉迷于自己的理想生活的人们，对于物质的注意是很相反的。他对于衣服极不讲究，也许是一种反感使然。据鲁迅自己说，小的时候，家里人叫他穿新衣，又怕新衣弄脏，势必时常监视警告，于是坐立都不自由了，是一件最不舒服的事。因此，他宁可穿得坏些，布制的更好。方便的时候，譬如吃完点心糖果之类，他手边如果没有抹布，也可以很随便地往身上一揩。初到上海的时候，穿久了蓝布夹祆破了，友人曾买到蓝色的毛葛换做一件，做好之后给他送去，他无论如何也不肯穿上身，说是滑溜溜不舒服的，没有法子，这件衣服只好转赠别人，从此不敢做这一类质地的衣料了。直到最后一年，身体瘦弱得很，经不起重压，特做一件丝棉的棕色湖线长袍，但是穿不到几次，就变成临终穿在身上的殓衣，这恐怕是成人以后最讲究的一件了。鲁迅先生的一条棉裤还是三十年前留学时代的，已经补过了多少回，周老太太有一次实在看不过去了，所以叫周太太做了一条棉裤，等鲁迅上衙门的时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换上，万不料竟给他捧出来了。
鲁迅的起居，也是无定时的，他在北京时，每天常是到子夜才客散。之后，如果没有什么急待准备的工作，稍稍休息，看看书，二时左右就入睡了。他并不以睡眠为主而以工作为主；假如倦了，也就倒在床上，睡两三小时，衣也不脱，被也不盖，就这样打一个盹，翻个身醒了，抽一支烟，起来泡杯浓茶，有糖果点心呢，多少吃点就动笔了。有时，写作的意兴很浓，放不下笔，直到东方发白，是常有的事。《伤逝》那比如书脏了，有时也会用衣袖去揩拭，手不干净的话，他也一定洗好了才去翻看。书架上的书，摆得齐齐整整，一切文房用品，他必亲自经手，有一定的位置，不许放乱。他处理书房的种种，就像药房那样整齐有序。鲁迅常说：“东西要有一定的位置，拿起来才便当。譬如医师用的药瓶，随手乱摆，配药的就会犯配错药的危险。”平时无论怎么忙，他的抽屉，总是井然有序，不愿别人去翻动的。他最不愿意借书给别人，除非万不得已，有时他宁愿另买一本送那朋友的。他把连续的期刊，按年月按卷数包起来，扎好了，写上书刊名及期数，有如图书馆的分类。他所包扎的书，方方正正，连用绳子都有讲究，总以不至于损及书页为主。他对于线装书的整理，自有一番手脚，有时拆散修理，重行装订。那部名贵的《北平笺谱》，还添了青布包面。偶有缺页，他也自己动手拆添完善，才算了事。
鲁迅自幼绘画，一丝不苟，很有耐性。有一回，他在堂前作画，过程中，因事他去，祖母看看好玩，就去补画几笔，却画坏了，他就扯去另画，以至他的祖母也觉得过意不去。鲁迅还亲手做信封，有时就用别人寄来的信封，翻转面来重做，有时就用一张长方硬纸；拆叠得齐整匀称，比书坊买来的还挺刮些。他平日把一切包裹纸，纸袋，梧得平平整整，绳子也卷好，随时可用。他就是这么节省物力，丝毫不会浪费，这些小地方，充分体现了他的细心与耐心，更显得他的修养。
替鲁迅生活作标志的，似乎是烟，而不是酒。每一个和他熟悉的人，都知道他是烟不停手的，一面和客人谈笑，一面烟雾弥漫；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工作越忙，烟也抽得越多。每天总在五十支左右。有一时期，他病了，医生警告他，多抽烟，服药也是没有用的，他却还是吸烟不停，关心他的人再加监视也没有用。他抽的都是廉价品，这类香烟，质料本来不好，再加了他吸得多，吸得深，对于他的肺病影响是极大的。他是绍兴人，对酒很内行，却绝不多饮，如果有事也适可而止。他父亲是个酒鬼，喝醉了时常发酒疯骂人，这一印象给他很深刻，他因此就节制自己。他在厦门大学时期，曾经醉过一回，因为那一时期，环境很恶劣，他气愤不过，把胸中的忿话说出来了，喝了大量的酒，有些醉了，回到住所，靠在椅子上抽烟睡熟了，香烟的火头把他的棉衣烧了一大块，等他惊醒过来，身上热烘烘，眼前一团火，倒是一幕趣剧。大概他情绪不好时，也就喝点酒来浇愁。他是性子刚的人，在这些小节目上，最能反映他的性格。
鲁迅爱喝清茶，他所爱的不是带花的香片，而是清涩的龙井茶。鲁迅也不是喝功夫茶的人，不过，茶要喝得浓，浓浓一杯热茶，也是一种刺激，一种享受。鲁迅也爱吃糖果，吃的也是几角钱一磅的廉价品。他也爱洋点心，北京东城有一家法国点心铺，蛋糕做得很好，他偶而也买来享受一番的。冻肉、油豆腐、青鱼干，对他是永久的蛊惑，同时，乡下人对于城市型生活的欣羡，贫穷中过来人对于阔老的享受方式的神往，也在心胸盘旋。这便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意识。他有一回说：“我们都是马二先生，吴敬梓写马二先生那么馋；吴敬梓自己一定很馋的。”鲁迅爱看电影，这是他的精神休息。他要坐楼座，付最高的票价，把心神松下去。不一定选最好的片子，侦探片、打斗片、滑稽片、生活风景片他都看，也爱看五彩卡通片。他最后看的是一部苏联片《复仇艳遇》，那是他去世前十天的事。
十、结束语：
走近鲁迅，我们惊讶的发现：几十年来，对他的评价，竟然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异。
走近鲁迅，我们会慢慢理解：他的家族是怎样从小康堕入困顿的；了解他的亲情和爱情。
走近鲁迅，我们看到了：先生是一个多么勤奋刻苦的求学者。
走近鲁迅，我们受到有益的教育：他对恩师有着怎样的感恩和怀念。
走近鲁迅，我们的眼睛为之一亮：原来鲁迅先生是如此生动，如此丰富，如此多面的普通人。
走近鲁迅，我们从他的交际中真切的感到：他的确是一位爱憎分明的文学大师。
走近鲁迅，我们会再一次拜读先生的作品，重新感受其作品的博大精深。
走近鲁迅，我们将永远鄙视那些把先生无限神化或者魔鬼化的人们。
走近鲁迅，我们就走进了一个精神和文化的殿堂！
2004年1月19日写
2005年2月21日星期一完稿（草）
作者邮箱： tjdgzzq@sina.【篇四】刘半农简介中国现代文学著名社团简介
中国现代文学著名社团简介
文学研究会
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立最早的文学社团。1921年1月4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后迁上海)，发起人有郑振铎、沈雁冰(茅盾)、叶绍钧(叶圣陶)、孙伏园、朱希祖、郭绍虞、耿济之、周作人、许地山、瞿世英、蒋百里、王统照共十二人。成立时发表有《文学研究会宣言》及《文学研究会简章》。后来陆续加入的有冰心、庐隐、朱自清、王鲁彦、老舍、胡愈之、刘半农、刘大白、彭家煌、朱湘等，共一百七十余个会员。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和参加者后来有许多成为对中国新文学运动与其它方面有卓越贡献的人物。
文学研究会提倡新文学，反对封建的旧文学：提倡为人生而艺术，反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其创作倾向于现实主义，以现实人生为题材。写出了一批反帝反封建的问题小说，反映出社会时代的风貌。该会主办的刊物有《小说月报》、《文学周报》、《诗》月刊等。翻译和介绍了外国文学，尤其是俄国和许多压迫民族的文学。同时注重出版新文学创作的《文学研究会丛书》。
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之多、影响之大，以及在流派发展特色上的鲜明突出，使其成为新文学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文学团体。
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1932年初《小说月报》停刊后，文学研究会也就基本停止了。
创造社
创造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另一个著名的新文学团体，也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文学团体之一。1921年6月创造社在日本东京成立。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他们是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该社先后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周刊》、《洪水》、《思想》及《文化批判》等十余种刊物。
创造社初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是跟文学研究会的人生派相对立的艺术派。崇尚天才，表现自我，追求个性解放。强调直觉、灵感在创作中的作用，表现作家的内心要求，倾向于唯美主义和浪漫主义。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与他的译作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是该社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尤其在文学青年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后期他们特别注重文学的使命，反帝反封建，对旧社会进行猛烈的抨击批判。并且注意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科学问题。
1925年后，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创造社的作家发生分化。郭沫若等积极提倡革命文学，投入革命浪潮。大革命失败后，分化加剧，一部分作家退出创造社，主要成员郁达夫因与同人意见不合也退出了。同时，冯乃超、彭康、朱镜我、李初黎、李一氓等新生力量加入进来，创造社又有了起色。
创造社的活动一直受到国民党的忌恨，1929年2月被查封。
语丝社
语丝社因编辑出版《语丝》周刊而得名。语丝社并没有明确的组织机构，其成员是指刊物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语丝》周刊于1924年11月在北京创刊，由孙伏园、周作人先后任主编，鲁迅、孙伏园、周作人、林语堂、川岛、刘半农、章衣萍、钱玄同、顾颉刚、江绍原等为主要撰稿人。《语丝》成为鲁迅跟复古思潮和资产阶级现代评论派作斗争的重要阵地，鲁迅被称之为语丝派主将。《语丝》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以散文创作为主的刊物，主要发表短评、杂感、小品等。语丝社作家的散文创作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语丝文体，这种文体在思想
内容上随意而谈，斥旧促新，在艺术上以文艺性随笔和短论为主要形式，泼辣幽默，讽刺强烈，文字中富于俏皮的语言和讽刺的意味。以鲁迅为代表的尖锐泼辣的杂文，以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幽雅清新的小品文，形成了该社散文创作最具特色的两大类，对散文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
1927年10月，《语丝》周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同年12月《语丝》在上海复刊，先后由鲁迅、柔石、李小峰主编；鲁迅、周作人、杨骚、章衣萍、韩侍桁、陈学昭等为主要撰稿人。《语丝》在1930年3月10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才停刊。
莽原社和未名社
莽原社和未名社都是由鲁迅发起和领导的文学社团，1925年8月成立于北京。莽原社的主要成员是在鲁迅指导下的李霁野、高长虹、向培良等几个文学青年。《莽原》周刊由鲁迅主编，注重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1926年高长虹背叛鲁迅，分化出去，鲁迅便将停刊了的《莽原》周刊改为半月刊，交未名社出版。未名社的主要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共六人。后来李何林、王士菁也曾参与过该社工作。它是以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为主，兼及文学创作。特别着重翻译和介绍俄国文学与苏联文学，以及北欧、英国的文学作品。有专收译作的《未名丛刊》和专收创作的《未名新集》。主要收获有台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韦丛芜的《君山》，鲁迅的《朝花夕拾》等书。
未名社在反帝反封建方面比语丝社更激进，因此多次遭到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击压迫，1931年5月停止了活动。
浅草社和沉钟社
浅草社是沉钟社的前身，1922年成立于上海。主要成员有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等。他们认为，当时的文坛犹如一片荒土，他们愿作培植浅草的农人。出版过《浅草季刊》。1925年初由于发起人林如谡出国，浅草社活动也随之停止。同年，浅草社同仁和杨晦、蔡仪等北京成立了沉钟社。办有《沉钟周刊》致力于介绍外国文学，尤其是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及法国的小说。创作方面有冯至的诗歌，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的小说，杨晦的剧作。这些作品多抒写知识青年生活的苦闷无奈，忧郁的情感，富于感伤色彩，鲁迅对浅草社和沉钟社很关爱，称赞他们认真踏实的作风，在他的《野草·一觉》中提到这两个刊物。在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又选了他们的作品，称赞这两个文学团体为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
湖畔诗社
1922年4月，新诗团体湖畔诗社在浙江杭州成立。代表诗人有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和汪静之四人。
同年4月，他们的诗歌合集《湖畔》出版，因而得名为湖畔诗人。他们创作的思想倾向，主要是歌唱纯真的友谊和爱情，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具有天真快乐的格调。他们写作抒情诗，尤其是爱情诗，风格清新活泼，自然天真，带有浪漫色彩：表现了对封建世俗勇敢反抗的精神，艺术上相当成熟，在文学界有一定影响。
1923年，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三人又有合集《春的歌集》出版，之前出版过汪静之诗集《惠的风》，之后出版过汪静之的《寂寞之国》。这些新诗唤起一代新人的纯真和热情。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
’的四个年轻人。这一评论精辟地称赞了湖畔诗人的创作特色。
【篇五】刘半农简介蔡元培事迹介绍蔡元培：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
1912年1月5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南北议和后，他又出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成为中华民国历史上首任教育总长。
蔡元培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教育部没有办公场所，他询问大总统孙中山，得到的回答是：“此须汝自行寻觅，我不能管也。”后来，在时任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马相伯的帮助下，借南京碑亭巷内务司楼上三间房间作为教育部的办公室。蔡元培“亲诣大总统领印，白巾咫尺，裹一方寸物，乘人力车往返”，成为民国开国史之趣谈。
在创建教育部的过程中，蔡元培坚持两条用人原则：一是“为事择人，不设冗员”。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其他各部人员，多或至百余人，惟教育部连缮写者在内仅30余人。部员津贴上自总长下至录事，不分等级，每月一律30元。整个教育部开支，每月仅及千元。而工作效率却很高，部员各负其责，各司其事，“绝无官署意味”。教育部成立了学制起草委员会，邀集教育界著名人士以及从英、美、德、法、俄、日等国回来的留学生，各就所长，分别起草有关小学、中学、专门学校以及大学各项制度。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存在才2个多月，“而中华民国全部学制草案，实于此时大略完成”。后来北京政府教育部成立后，在此基础上制订了中华民国第一部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又称1912-1913年学制。可以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是一个平民化的，精兵简政的，高效率的教育部。
蔡元培用人的另一条重要原则是唯才是用。它包括两层含义：其一，不管资历、学历。王云五当时年仅23岁，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在上海从事教育工作，与蔡元培素不相识。在蔡元培出任民国教育总长后，他将自己对于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想法写成书面意见寄给蔡元培。蔡认为他所提建议极为中肯，即复函坚邀他到教育部“相助为理”。后来北京政府教育部成立，蔡元培仍请他北上，任职专门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掌管“大学及游学生”事宜。两人从此结下了近三十年的友谊，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逝世，王云五是朋友中唯一随侍病榻的送终者。
唯才是用的第二层含义是不分党派。范源濂早年留学日本，原系学部参事，籍隶共和党。蔡元培深知自己对于教育偏于理想，而范源濂注重实践，两人合作，可以取长补短，于民国教育有益。所以他不顾国民党内的反对，二次亲自访问范源濂，对他说：“我请出一位异党的次长，在国民党里边并不是没有反对的意见；但是我为了公忠体国，使教育部有全国代表性，是不管这种反对意见的。”范源濂为蔡元培的真诚和以民国教育为重的精神所感动，不顾共和党内的反对意见，接受了蔡元培的要求。事实证明，他们的合作是成功的。 1912年1月19日，蔡元培以教育部的名义，颁布了两个重要法令：《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前者共14 条，主要内容有：各级各类学堂均改称为学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小学应注重手工科；中学为普通教育，文、实不必分科；废止旧时奖励出身，各级学校毕业者，称某级
学校毕业生。这个教育法令，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对于安定人心，稳定局势，建立新的教育秩序，起了非同一般的作用。
2 月8 、9 、10 日，《民立报》连续发表蔡元培的重要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后改名为《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该文围绕“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的思想，全面阐述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民国教育方针，以取代清末“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五育的核心是公民道德教育。蔡元培说：“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公民道德教育的要旨即是自由、平等、博爱。蔡元培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核心的五育并举思想，实质上是德智体美诸育和谐发展的思想，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创。它适应了辛亥革命后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顺应了当时社会变革的潮流。1912 年9 月2 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的教育宗旨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很明显受到了蔡元培思想的影响。蔡元培是这个教育方针的理论奠基者。（金林祥撰文）
网易教育：百年来中国称得上“教育大师”的人并不多，请问怎样的人可以称为“教育大师”？
金林祥：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尤其是教育理论的发展，在历史上曾产生过基础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并且至今仍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的大教育家。
网易教育：蔡元培提出的教育思想，核心理念是什么？
金林祥：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核心理念：基础教育的目标是“养成健全人格”，实施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核心的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教育；高等教育应该以学术为本位，把大学办成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教育应该独立于政党和宗教，让教育家按照教育规律办教育。
网易教育：这些理念，对当今中国教育有怎样的参照意义？
金林祥：除了教育应该独立于政党之外，蔡元培的教育理念对于发展和改革当今教育均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网易教育：您认为，中国教育改革最应该关注什么问题？
金林祥：中国教育改革最应该关注的问题：一是摒弃过于强烈的功利观念，还教育育人的本质；二是破除严重的官本位观念，让教育家按照教育规律办教育。
网易教育：您理想的中国教育制度应该是什么样子？
金林祥：在党和政府的教育方针指导下，由教育家们按照自己对于教育的理解和认识，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结合自己学校的办学条件，办出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学校，以适应社会对于教育多样化的需要，形成一个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办学局面。
蔡元培简介：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汉族，他倡导并实施“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把北京大学改造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他创建并长期主持中央研究院，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贡献卓著。
蔡元培语录：
1、我们教书，是要引起学生的读书兴趣，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
2、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
3、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
4、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
5、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
6、“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7、“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蔡元培年谱：
1898年弃官从教，先后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
1902年组织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 1904年组织光复会。
1905年参加同盟会。
1907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等。武昌起义后回国。
1912年1月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不久，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而辞职，再赴德、法等国学习和考察。
1915年与李石曾等在法国组织勤工俭学会，次年与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提倡勤工俭学。
1916年回国，次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1921年法国里昂大学、美国纽约大学分别授予他文学、法学博士荣誉学位。
1924、1926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入选中央监察委员会。 1927年，除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监察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外，并倡议成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被任为大学院院长。
1928年辞去各行政职务，专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还兼任交通大学、中法大学、国立西湖艺术院（后改为杭州艺专）等多所高等学校校长、院长以及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北平图书馆馆长等职。
1932年同宋庆龄、杨杏佛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推为副主席。晚年，为抗日救亡事业奔波，努力促成国共合作。
1938年被推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名誉主席。
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蔡元培：是大师，也是“拼命三郎”
1917年1月4日，隆冬的北京，大雪纷飞。一辆四轮马车驶进北京大学的校门，徐徐穿过校园内的马路。这时，早有两排工友恭恭敬敬地站在两侧，向这位刚刚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传奇人物鞠躬致敬。新校长缓缓地走下马车，摘下他的礼帽，向这些杂工们鞠躬回礼。在场的许多人都惊呆了：这在北大是前所未有过的事情。今天的新校长怎么了？
改革北大旧俗 从对杂工鞠躬开始
像蔡元培这样地位崇高的人向身份卑微的工友行礼，在当时的北大乃至中国都是罕见的现象。刚刚上任的蔡元培希望通过这一行为开风气之先，使得这所声名狼藉的国立大学焕发生机。此后，他每天进学校时，都要向站在大门旁边的工友们鞠躬致敬。久而久之，这成了他的习惯。他的这一行为，是对北大官气的一个反拨，是一面如何做人的旗帜。他首先从自己做起。
蔡元培办北大，将北大作为自己的孩子来看待，北大是他的一个辉煌的文化理想。他首先确立北大的办学方针，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阐述了自己对大学精神的理解：“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从此，北大与蔡元培如同血肉般联系在一起。
他的继任者们，有许多人在追随他，但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更多的人不仅不是献身于北大，而是把办学校当作晋升的一个途径了。
北大灵魂再塑： “ 兼容并包 ” “和而不同”
蔡元培理想的大学是他在德国观察到的大学，即拥有独立地位的、追求纯粹学问的一个思想与知识的生产、交流和传播的机构。在他执掌北大的时代，差不多实现了“兼容并包”“和而不同”。
蒋梦麟先生在《苦难与风流》中写道，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谈。”当然，自由是有限定的，即：“自由”是学术研究的自由。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主张学术研究自由，可是并不主张假借学术的名义，作任何违背真理的宣传，不只是不主张，而且反对。”
1916年隆冬的一天，当刚刚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向23岁的梁漱溟表达邀请他到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的想法时，梁漱溟说：“我才疏学浅，蔡先生美意委我重任，我怕但不起这副担子。论学历，我只是顺天中学堂的毕业生；论学问，我仅仅是近几年埋头自学，略知佛学一二，并不精通印度哲学。”
蔡元培说：“我的看法是，一座大学，学生自然是来深造的，先生又何尝不是来深造的呢?对一个大学教师的要求，要讲学历、资历，也要讲学问、本领，更重要的是真学问，真本领!全而专，固然好；不全而有一技之专，在一个方面有真学问、真本领，为何不可在这个方面为人师?不会还可以再学，再深造嘛!”
蔡元培爱才，惜才，在“兼容并包”的精神鼓舞和其人格感召下，北大吸引了中国的各路学术精英。以文科为例，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到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大师云集。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而那种“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那种民主自由的风气，从那时开始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
五四运动保护学生 救国不忘读书
蔡元培在北大就职期间，学生运动开始萌芽。当时的一名北大学生曹建对“五四”时蔡元培的言行有生动的回忆：学生被捕之后，大家聚集在三院礼堂里，束手无策。忽然听见脚步声从外面传来，众人仰首张望，原来是蔡元培校长。一群学生害怕受到先生的斥责，另一些学生则欢呼，有的甚至放声大哭。先生从容走上讲台，怡言温词地对大家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还没有说完，全场呼声雷动。先生接着说：
【篇六】刘半农简介台静农简介,生平,作品简介：
台静农(1902年-1990年)，本姓澹台，字伯简，原名传严，改名静农。安徽霍邱县叶家集镇人。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书法家。早年系"未名社"成员，与鲁迅有过交往。曾先后执教于辅仁、齐鲁、山东、厦门诸大学及四川江津女子师范学院，后为台湾大学教授。其书法广泛涉猎金文、刻石、碑版和各家墨迹，篆、隶、草、行、楷诸体皆精。亦擅篆刻、绘画。有《台静农书艺集》及小说、散文等书出版。台静农先生的作品有《静农论文集》、《静农书艺集》、《台静农散文集》、《台静农短篇小说集》等行世。
生平：
曾在汉口上中学，未毕业即到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后转该校文科研究所国学门勤工俭学。1925年夏，鲁迅发起成立未名社，台静农为社员。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兼写诗歌、散文，多载《莽原》半月刊、《未名》半月刊等刊物。后集为短篇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分别于1928年、1930年由未名社出版，均为《未名新集》之一。另外编有《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册，内收有关《呐喊》的评论和鲁迅访问记等文章共14篇，1926年 7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为最早的鲁迅研究资料专集。《地之子》共收小说14篇，显示了作者善于从民间取材，通过日常生活和平凡事件揭露社会黑暗的特点。笔调简练、朴实而略带粗犷。格局不大，但有浓厚的地方色彩。鲁迅认为，"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他是20年代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建塔者》共收小说10篇，揭露新军阀的血腥统治，歌颂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的革命志士，是作者思想更趋激进的产物。但由于生活积累不足，人物形象不够丰满。台静农曾先后在辅仁大学、齐鲁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等校任教。抗日战争开始,赴四川,在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中文系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应当时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的许寿裳的邀请，到该馆任职。后又随许寿裳转至台湾大学中文系任教。他是台湾出版的《中文大学典》编纂人之一。刘半农简介
创作历程：
922年首次发表新诗《宝刀》，1923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负伤的鸟》。1925年，台静农初识鲁迅，此后两人关系密切，友谊深厚。在鲁迅的精神影响下，台静农与其霍丘老乡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及曹靖华等六人在北京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团--未名社。未名社存在时间约有七年半之久，曾出版"未名丛刊"18种，"未名新集"6种，以及不列丛书名2种，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社团之一。1928年出版小说集《地之子》，所作同情下层人民苦难，抨击黑暗现实，充满乡土气息。适中年才归于平朴，俯身教育，潜沉学术与书法，笔更疏健，文更恬淡，《龙坡杂文》可谓鉴镜。谈史说艺，怀人忆事，喜怨穿肠，直抒胸臆，不着闲墨，思也清洁，文也干净，一派纯粹。早年也写散文，散见于《莽原》杂志上。
艺术成就：
在艺术上，台静农的小说"师法鲁迅"前面已有论述，其格调沉郁阴冷，手法质朴圆熟，出色地写出了当时农村社会的环境气氛。因此，杨义先生认为:"如果说三十年代一批优秀杂文家发扬了杂文上的'鲁迅风'，那么台静农则在二十年代继承了小说上的'鲁迅风'，他主要不是继承鲁迅小说格调中那种果戈理式'含泪的笑'，而是继承了安特莱夫式的阴冷"(《中国现代小说史》)。
1927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到中国考察时，曾与刘半农商定，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金候选人，由刘半农托台静农写信探询鲁迅意见。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信中答道:"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这大概是中国作家第一次问鼎诺贝尔奖金之事。而这里，鲁迅对于中国人得到诺贝尔奖金之事的态度和看法，则颇值得时下许多急着要问鼎诺贝尔奖的作家(或经济学家……)好好反省一下了。一个文学家或者是一个科学家，如果没有寂寞艰苦的劳作和淡泊名利的修养，而仅仅靠媒体的炒作来浪得虚名，就能得到诺贝尔奖吗? 三、台湾的书法名家 台静农自幼在父亲的影响下即练习书法，又喜收藏。
早年所习隶书为华山碑与邓石如，行楷为颜鲁公《麻姑仙坛记》及《争座位帖》。及至求学北京时，台静农受到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视书艺为"玩物丧志"，因此不再练习。抗战居川期间，受到业师沈尹默的指导，颇喜倪元璐行书之格调清新，并为之心折不已，后来，隶书又改习《石门颂》。任教台湾大学后，台静农由于与鲁迅及左翼文坛的亲密关系，再加之他在战前几次锒铛入狱的经历，其行动和言语受到了台湾当局的严密监控。在此背景下，台静农遂开始寄托浸淫于书艺。他在《静农书艺集》序上说:"战后来台北，教学读书之余，每感郁结，意不能静，惟时弄毫墨以自排遣，但不愿人知"。经过四十年的苦练，台静农的书法卓然成为一代名家，这也是他始料不及的。 台静农的书法广取前人墨意，变化倪书笔致，由行书而草书，以晋唐人为典则，于奇肆古雅中显出个人风格。著名美术评论家蒋勋先生评论道:"大体说来，静农先生的书法，动势的狂辣向往晚明，线条的起落和移动则来自于汉隶北碑，是颇为复杂的综合"。除了书法外，台静农对中国书法史上几位既能承继传统又能开创新局面的枢纽人物，如生于陈隋末世的智永禅师及生于五代末世的杨凝式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并有谈论书法艺术的《静农书艺集》问世。
1982年，台静农首次在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一次个人书法展。翌年9月，台北《雄狮美术》月刊151期接着推出"书家台静农专辑"，由学理上阐释台静农在书法上的杰出成就，从而奠定了他在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虽然他从不以书法家自诩，然而他的书艺却闻名中外。从此，求书者日多，台静农越写越觉得不胜其苦。这是因为台静农个性和气亲切，又从不对人摆架子，故对于登门求书者不管识与不识，几乎像"土地公似的，有求必应"。1985年元旦，台静农在《联合报》上以《我与书艺》为题，发表了他的《告老宣言》，郑重声明自1985年起，一概谢绝为人题书写字，这样，许多中外人士都以得不到台静农的字为憾。 台静农《诗画》中对书画方面提的几点建议: 一、书法: (一)临帖:一帖至少临二百至三百遍。 (二)
选帖:字帖对练字的人来说十分重要，因此，他选帖以"墨迹本"为佳，并推荐唐 褚遂良《倪宽赞》、智永《真草千字文》供初学者参考。 (三)要有耐心，不要求快，要慢慢磨。 (四)要读书。 (五)要越写越有兴趣，否则将前功进弃。 二、绘画: (一)临画:目的在学笔法、设色。 (二)要经、要熟。 (三)要有功夫、要研讨。 (四)求姿态(结构)之美。 (五)见识要广:可多游历欣赏、观察自然界之美。
【篇七】刘半农简介刘氏兄弟简介刘半农（1891-1934），原名寿彭。著名现代文学家、语言学家。清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日（1891.5.27）出生于江阴城内西横街的一个寒士家庭。4岁从其父识字，6岁入塾，能为诗。11岁至翰墨林小学读书，因成绩常列前茅，深受校长屠竟山的器重。宣统三年（1911）初，应翰墨林小学校长王翊唐之聘，回母校任教，并与吴研因等编辑《江阴杂志》。见吴提倡白话文，笔名“咄农”，自谦才识及吴一半，故改名“半农”。
是年秋辛亥革命爆发，去清江参加革命军，任文牍。民国元年（1912）2月，因不满军队内部的混乱而回乡，参加演文明戏，筹款支援革命。3月与弟天华同往上海谋生，进开明剧社任编辑。编译剧本《好事多磨》，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兼任《中华新报》特约编辑。次年春剧社解散，入中华书局任编译员，在《小说海》、《小说月报》等刊物发表多篇著译和小说。6年5月、7月，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先后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上的革新》，响应文学革命的号召。是年夏，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员。7年1月，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发表白话诗，征集编辑全国近世歌谣。和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积极从事新文化活动。在《新青年》上由钱玄同托名王敬轩发表反对文学革命，为封建文学辩护的《给新青年编者》一封信；刘半农则以记者名义，发表《复王敬轩书》，用犀利的笔锋，对当时社会上的封建复古思想以及一些保守派对文学革命的非议，进行集中批判。是年6月，利用假期返江阴，在礼延小学魁星阁前参加进步师生的话剧表演，独演《新加官》，揭露段祺瑞升官发财的内幕丑态。“五四”运动中，他是北京大学教授临时会议干事负责人，和钱玄同、沈尹默等20位教授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致本校全体教职员诸君函》，援助被监禁的学生和教员。9年3月，奉派赴欧洲深造，初入英国伦敦大学大学院，在语音实验室工作。次年夏转至法国巴黎大学，并在法兰西学院听讲，专攻实验语音学，创声调推断尺和“刘氏音鼓甲钟”。14年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被吸收为巴黎语音学会会员，其论文《汉语字声实验录》列为巴黎大学语音学院丛书之一，并获法国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同年秋归国，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并兼任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北京辅仁大学教务长，北京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后专任北大中国文学系教授及研究文史部主任，为北大研究所创立语言学实验室。他爱国正直，不畏邪恶。15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心情悲愤，彻夜未眠，写出“敬献于死于是日者之灵”的诗歌《呜呼三月十八》，揭露军阀政府屠杀爱国青年的罪恶。
20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撰写《反日救国的一条正路》等文章，坚决主张抗日。22年4月，不顾白色恐怖，与钱玄同等12 人联名发出为李大钊烈士举行公葬的募款书，并书写墓志和墓碑。23年6 月，为完成《四声新谱》、《方音字典》和《中国方言地图》 的编写，冒着酷暑沿平绥铁路深入内蒙古一带考察方言方音，不幸染上回归热病，7月14日在北京逝世。蔡元培为之撰写碑铭。著有《半农杂文》、《半农影谈》及诗集《扬鞭集》，采编方言民歌集《瓦釜集》，另有《中国文法通论》、《四声实验录》等专著。
刘
天华（1895-1932），原名寿椿，半农二弟，中国现代民族音乐事业的开拓者，作曲家、演奏家、教育家，中国现代民族音乐的一代宗师。他是民族乐器的革新者，第一次将二胡、琵琶的表现力达到前所未有的境地。他在我国音乐史上第一个沿用西方五线谱记录整理民间音乐，不仅创作了《病中吟》、《良霄》、《空山鸟语》、《光明行》等不朽名曲，而且培养了大批二胡、琵琶传人。 刘天华（１８９５－１９３２）：江苏江阴人。国乐一代宗师，“中西兼擅，理艺并长、而又会通其间”的中国优秀的民族器乐作曲家、演奏家、音乐教育家。 刘天华的父亲刘宝珊重视教育，在家乡曾与人合办过一所小学。
刘天华１９０９年考入常州中学，业余参加学校军乐队，学吹号及军笛。１９１１年的辛亥革命，刘天华回到江阴参加“反满青年团”军乐队，１９１４年先后在江阴、常州中学教音乐。１９１５年父亲逝世，自已又失业，患病，仍自学二胡，处女作二胡曲《病中吟》便是此时创作。第二年被江苏省立五中聘为音乐教员，并在该校组织了丝竹部和军乐部两支乐队，在这段期间，他专心于向江南民间音乐家周少梅学习二胡，向沈肇洲学习崇明派琵琶。甚至利用暑期跑到河南向高人学习古琴，沿途还一路寻访民间艺人，采集各处民间音乐。
１９２１年，刘天华到上海参加“开明剧社”乐队，在江阴组织“国乐研究会”，自１９２２年起，刘天华先后任北京大学音乐
传习所国乐导师、北京女子高师和国立艺专音乐系科的二胡、琵琶、小提琴教授，他的学生有曹安和、王君仪、韩权华、萧伯青、吴伯超等。在任教之间，他还跟随俄籍教授托诺夫学习小提琴，同时悉心钻研西洋音乐理论。另外，他常将街头卖唱艺人请入家中记录他们演唱、演奏的曲谱并给予报酬，留下《佛曲谱》和《安次县吵子会乐谱》两部遗稿。 １９３２年5月底，他在北京天桥搜集锣鼓谱不幸染上猩红热，于６月８日去世。
刘北茂
民族音乐家，教授，江苏江阴人。原名寿慈。刘半农、刘天华之弟。1922年本校毕业。1927年燕京大学英文系毕业后，先后在暨南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西北联合大学等校从事专业英语课的教学和研究。在刘天华影响下，自幼酷爱音乐，学生时代已掌握了多种中外乐器的演奏。特别经刘天华的悉心指导，更擅长二胡、琵琶、笛子等民族乐器的演奏。后自学钻研音乐创作，并积极参加各种音乐演奏活动。1942年毅然放弃西北联合大学英语副教授的教席，改任重庆国立音乐院教授，全力投入音乐教学、创作和演奏工作。解放后，任中央音乐学院专任民乐教授。1955年至1957年间，在北京郊区中国盲人训练班临时任教，著名二胡演奏家甘柏林是经他精心培养成材的学生之一。1958年借调安徽艺术学院、安徽师范大学等任教，坚持工作达十多年之久。几十年来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二胡演奏与教学人才。解放前创作的作品主要有二胡独奏曲《汉江潮》、《前进操》、《漂泊者之歌》、《小花鼓》等。解放后又创作了大量新的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祖国大好河山、歌颂四化建设的二胡独奏曲，如《太阳照到祖国边疆》、《欢乐舞曲》、《千里淮北赛江南》、《迎朝晖》等以及哀悼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哀思》、《流芳曲》。 在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刘氏三兄弟均在北大执教。其中长兄刘半农当时早已是赫赫有名的诗人、作家与学者了；二兄天华则是蜚声艺坛的国乐大师，而年纪最小的三弟北茂先生亦是校中英文系颇受欢迎的青年讲师与翻译家。
兄弟三人工作不同，兴趣各异，又都有家室，为方便起见，大家是分住的。但相距都不远，可以常来常往，彼此间的感情反而更加亲密了。
经长兄刘半农建议，每个周末大家都轮流到一家聚会。三兄弟最后一次周末聚会是１９３２年５月２９日在刘天华家里度过的。那天天气异常晴朗、温和，仿佛老天也显得特别高兴！兄弟三家大大小小几十口人欢聚一堂，心情是格外的舒畅。大家有说有笑，真是一派和睦、欢乐、幸福的景象！
三兄弟除了叙家常外，更多的是谈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天华先生表示今后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学习作曲理论上，还打算要创作出一批重奏与合奏作品，从而为创立中国气派的交响
哀思中。于是长兄半农就劝他说：“你别哭了，否则你要发疯的。你与其这么伤心落泪，还不如振作起精神来，将你二哥教你的几件民族乐器拿出来复习复习，练练好，将来有机会，说不定还能继承他的一番事业呢！”但２年零３个月后长兄半农因赴内蒙考古和调查方言，不慎染回归热症而去世。兄弟俩都以身殉职，这是我国音乐界与学术界的重大损失！时人无不为之惋惜！北茂先生孑然一身、凄风苦雨地留在世上。刘半农简介
长兄半农的遗言对北茂先生起了很大的激励作用，他回忆起远在少年时代就曾跟二兄天华学过二胡、琵琶、笛子等民族乐器，在中学读书时又曾参加过天华先生所主持的军乐队与丝竹乐队，自觉在音乐上尚有些根底。于是他很快从悲痛中振作起来，开始在业余时间发奋练习民族乐器，并自学音乐理论与作曲。这为他日后能继承天华先生“改进国乐”的遗志，弃文从艺改治民族音乐而著称于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烽火中的呐喊
１９３７年夏，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北茂先生断然拒绝日伪当局的重金聘职，历尽艰辛，辗转跋涉，奔赴大后方，应邀在陕西西北联大任教，就任该校外文系英文讲师，后晋升为副教授。主讲莎士比亚作品选读、英文写作和诗学等英语专业课程。同时兼任西北联大国乐指导，经常在校内外进行演奏活动，活跃了该校和当地的文化生活。
１９４０年秋，先生刚晋升副教授不久，教学有方，信誉日增。当时已是进入抗日战争的第三个年头，国势日衰，先生一家五口人流落在那黄土高原上的异乡僻壤，其生活是十分清苦与
土大片
静！ 孤寂的，而先生与家人总能泰然处之。面对日寇铁蹄的恣意践踏，国沦丧，无数难民流离失所，生活在苦难中的现实，他心中却不能平尤其是不时想起几年以前在北京与二位先兄和家人欢聚时的幸福
情景，以及兄长们的英年早逝，更觉恍如隔世，无限惆怅！
这种痛苦的思绪是挥之不去的，因此先生在教课之余，
总是
悲
那逝
又来到江不停地练习天华先生教给他的几件民族乐器，以此来寄托自己的愤、哀思与隐痛。先生还喜欢到城固县郊的汉江边去散步，凝望者如斯的流水，心驰神往。某天日落西山，时当残阳如血，先生边。只见秋水连天，草木零落，天上地下竟一片萧条的景象；且听那江潮滚滚，不断拍击河岸沙滩的声响。这声响听来似有撕心裂肺之感，令人思绪万千。先生在江边枯坐良久，倾听那阵阵江潮，不觉触景生情，由个人的遭遇联想到祖国山河破碎，人
民生灵涂炭，心中不禁又激起对日本侵略者无比的仇恨，对故乡与亲人的怀念，以及对苦难中的人民的深切同情。这种内心积聚已久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竟引发出他对创作的一种冲动。于是先生乘着乐思泉涌，连忙赶回家中，彻夜挥笔，写成《汉江潮》一曲。
这虽是先生的处女作，但已显示出作者“出手不凡”的音乐才能。乐曲着意以颤弓与颤音来模拟汹涌的潮水，亦是作者澎湃心潮的体现，通过动人心弦的旋律与铿锵有力的节奏，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与憎。
在《汉江潮》一曲写成后，转年，也是在秋天，作者又创作出他的第二首作品《前进操》。这是一首用二胡独奏的进行曲，
直前的必胜信心。作品
郁的民族风格与中国
素养，又善于
窥见，作者早
导的军乐队，经常演奏《军队进刘半农简介
受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胡名曲《漂泊者之歌》诞生了。
城固时，住在一条幽深狭窄的巷
土墙构成的民居，时有一位盲人旋律激昂奋进，表现了抗日军民勇往类似西洋的进行曲式，但仍充满了浓气派，充分反映了作者既具深厚的民族民间音乐在创作中汲取西洋音乐中的营养。从中可以年在常州五中求学时，参加天华先生所指行曲》与《马赛曲》等西洋进行曲，所 又过了一年，北茂先生的第三首据作者回忆，他客居在陕西子里，巷子两旁均系在巷子中行乞，手执一把简陋的二胡，不甚高明地拉着当地的一些民歌小调。在拉奏小调的间隙，盲艺人还常常拉出一个简单的音型，且不紧不慢地边走边拉反复多次，仿佛在给二胡调音似的。北茂先生说他眼看着盲艺人反复拉着这个简单的音型渐渐消失在巷子尽头的背景时，心中总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触与悲凉！久而久之，作者即构思成这首《漂泊者之歌》。乐曲如泣如述，旋律哀惋中带着悲愤，似乎在倾述生平痛苦的境遇，又像在表现他顽强不屈的性格。乐曲类似回旋曲式，夹以不紧不慢的进行节奏贯穿始终，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在抗日战争中离乡背井的盲艺人的不屈形象。这也正是作者当时的思想与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三首作品既继承了天华先生音乐创作的优良传统，又极具独创性，无论在音乐语言与情调上，还是在提高二胡的表现力等方面，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三首作品深刻地表达了广大人民当时的共同心声，仿佛是在抗日烽火中群众声声的呐喊！因此很快在国内流传开来，为他日后跨入音乐界创造了条件。
【篇八】刘半农简介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及代表作介绍【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笔名，浙江绍兴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新文学运动的伟大旗手。他的作品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曾留学日本，后弃医从文，意在改变国民精神。他曾在北大、北女师大任教。1927年起定居上海，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向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伟大转变。鲁迅一生著、译近1000万字，其中杂文集17本、小说集3部、散文和散文诗集各1部。先后选入教材的有：小说《社戏》、《故乡》、《孔乙己》、《药》、《祝福》、《阿Q正传》；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杂文《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友邦惊诧”论》、《论雷峰塔的倒掉》、《呐喊自序》、《拿来主义》、《文学和出汗》、《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灯下漫笔》（节选）等。
【周作人】（1884—1967）浙江绍兴人，现代散文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五四运动时期提倡“人的文学”，30年代和林语堂一起倡导“闲适幽默”小品，著有《自己的园地》、《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
【柳亚子】（1887—1958）江苏吴江人，现代著名诗人，工于旧诗，尤长于七言，诗词具有爱国精神。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作家、学者。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任北大教授，五四初期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是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影响很大。曾在古代文学史、哲学史方面做过一些开创性工作。主要作品有《胡适文存》。
【刘半农】（1891—1934）江苏江阴人，现代文学家、语言学家。著有诗集《扬鞭集》和《回声实验记录》等专著。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沫若是笔名，四川乐山人。现代作家、诗人、戏剧家、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曾留学日本，后弃医从文，回国后组织“创造社”，开展革命文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文联主席、中科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其著作极为丰富，主要诗集有《女神》、《星空》，主要剧作有《屈原》、《虎符》等。另有小说、散文、评论、学术专著等。诗歌《天上的街市》、历史剧《屈原》（节选）以及《〈鲁迅诗稿〉序》被选入教材。
【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湖南湘潭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集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和诗人于一身，撰写了大量的政论著作、军事著作和哲学著作，并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章词作。选入教材的有《纪念白求恩》、《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农村调查序言》、《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和词作《沁园春·雪》、《沁园春·长沙》、《水调歌头·游泳》等。
【顾颉刚】（1893—1980）字铭坚，江苏苏州人。历史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建人。知识渊博，治学严谨。曾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著述颇丰，主持了《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怀疑与学问》一文被选入教材。
【许地山】（1893—1941）原籍福建，生于台湾，现代作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
著有《空山灵雨》，还编有《中国道教史》（上）、《印度文学》、《大藏经索引》等。刘半农简介
【丁西林】（1893—1974）原名燮林，字巽甫。物理学家、戏剧家。英国伯明翰大学理科硕士。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主任。他热心文艺创作和翻译工作，出版了《丁西林剧作选》。散文《三块钱国币》入选教材。
【叶圣陶】（1894—1988）原名叶绍钧，江苏苏州人，著名作家、教育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长期在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任编辑，编过《小说月报》和《中学生》等刊物，并从事创作工作。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倪焕之》，批判了“教育万能”的错误思想。被选入教材的有《苏州园林》、《景泰蓝的制作》和小说《夜》。
【邹韬奋】（1895—1944）名恩润，字韬奋，江西余江人。著名政论家、出版家。毕生从事新闻工作，先后在上海、香港主编《大众生活》等刊物。《工作的大小》一文被选入教材。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哲学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回国后，曾在中山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授。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冯友兰教授曾以“三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释今古，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纪贞元”，总结了自己一生的学术成就。他继承和阐发了程朱理学的传统，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体系，成为一代哲学宗师。主要论著收入《三松堂全集》。散文《人生的境界》入选教材。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著名作家、学者。早年留学美国、德国。提倡小品文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京华烟云》等。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茅盾是笔名，浙江桐乡人。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积极开展革命文艺运动，在鲁迅及其作品研究方面有开创性贡献。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子夜》，短篇小说《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和《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等。先后选入教材的有：《自传》，散文《白杨礼赞》、《风景谈》，评论《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茅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是我国革命文艺的奠基人之一。
【郁达夫】（1896—1945）名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现代作家。曾留学日本，归国后与郭沫若等组织了创造社。1945年在印尼被日本宪兵杀害。小说大多带有“自叙传”性质。代表作有小说《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等。散文《故都的秋》被选入教材。
【徐志摩】（1896—1931）笔名诗哲、南湖等，浙江海宁人。新月派诗人。曾留学美国、英国，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任教。主要作品有《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再别康桥》入选教材。
【朱光潜】（1897—1986），安徽桐城人。美学家。1922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文科教育系。1930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文科硕士学位。1933年获法国斯堡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校担任教授。曾任中国美学学会会长、全国政协常委。毕业从事美学教学和研究，在西方美学思想和中西方文化研究方面造诣较深。著有《悲剧
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西方美学史》，译著有《美学》等。散文《咬文嚼字》、《谈读诗的趣味的培养》入选教材。
【田汉】（1898—1968）湖南长沙人，我国革命戏剧奠基人和戏剧改革运动的先驱者。他与音乐家聂耳、冼星海、贺绿汀合作创作了《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优秀歌曲，其中《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新中国的国歌。
【朱自清】（1898—1948）字佩弦，原名自华，号秋实，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现代作家、学者、民主战士。曾留学英国，是“文学研究会”成员，长期在清华大学任教，从事创作与学术研究，最后成为一名坚强的民主战士。其著作共26种，约200万字。散文名篇《背影》、《春》、《绿》、《荷塘月色》、《威尼斯》被选入教材。
【郑振铎】（1898—1958）现代作家、文学史家，福建长乐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先后主编《小说月报》、《文学周刊》等。文学研究著作有《文学大纲》、《中国俗文学史》、《欧行日记》等。
【翦伯赞】（1898—1968）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维吾尔族，湖南桃源人。代表作游记体散文《内蒙访古》入选教材。
【瞿秋白】（1899—1935）原名阿双，后改名爽，又名霜，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者之一，著名作家、翻译家、文艺理论家。毕生从事革命斗争，曾与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主要作品有散文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杂文集《乱弹及其他》。《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的节选《鲁迅的精神》曾被选入教材。
【闻一多】（1899—1946）原名家晔，笔名一多，湖北浠水人。现代诗人、学者、民主战士。前期新月派代表和新格律诗理论的奠基者。曾留学美国，归国后历任青岛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英勇投入爱国民主运动，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诗集《红烛》、《死水》表现了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思。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老舍是笔名，满族，北京人。现代作家。五四时期开始白话创作。曾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回国后任齐鲁大学、山东大学教授。1951年被北京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话剧《龙须沟》、《茶馆》等。《济南的冬天》、《小麻雀》、《在烈日和暴雨下》、《茶馆》（节选）被选入教材。
【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福建长乐人。现代女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家。五四时期开始创作，曾参加“文学研究会”。小说诗文中，“爱”是主旋律。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女作家之一。1923年在美国留学时写了书信体散文集《寄小读者》，解放后开始写《再寄小读者》和《三寄小读者》。散文《小橘灯》和《〈自然·生活·哲理〉序》被选入教材。
【夏衍】（1900—1995）原名沈端先，浙江杭州人。现代戏剧家、电影艺术家。曾留学日本，回国后，积极投身革命文艺运动，创作了许多剧本。主要剧作有《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等，并改编了《春蚕》、《祝福》、《林家铺子》等。著名报告文学《包身工》被选入
教材。
【王力】（1900—1986），广西博白人。语言学家，诗人。曾留学法国，历任清华大学、广西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力一生从事语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发展中国语言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音韵学、汉语语法、汉语语汇、汉语史等方面都有精深的研究。有《王力文集》20卷传世。《语言与文学》入选教材。
【鲁彦】（1901—1944）即王鲁彦，原名王衡，浙江镇海人。现代作家。“文学研究会”成员，长期从事编辑和文教工作。抗战爆发后，为抗战文艺运动做出了积极贡献。其作品多描写农民生活，被鲁迅称为“乡土文学作家”。代表作是长篇小说《愤怒的乡村 》。散文《听潮》被选入教材。
【陈毅】（1901—1972）字仲弘，四川乐至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抗战期间曾任新四军军长，解放战争时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长于诗词创作。《梅岭三章》被选入教材。
【梁思成】（1901—1972），中国现代建筑学家。广东新会人。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研究世界建筑史。他是中国建筑教育的开拓者之一。毕生研究中国古代建筑。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所著《中国建筑史》，第一次对中国古建筑特征及其发展历程作出系统的论述。有《梁思成文集》四卷出版。《千篇一律与千变万化》入选教材。
【柔石】（1902—1931）浙江宁海人，现代小说家，“左联五烈士”之一，原名赵平复。主要作品有小说《二月》、《为奴隶的母亲》等。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人。现代作家、文物学家。1926年起先后在《晨报副镌》、《现代评论》、《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作品。其创作中影响较大的是乡土小说，主要表现士兵、船夫和湘西少数民族的生活，讴歌下层人民的淳厚性格以及人情美和风俗美。代表作有中篇小说《边城》、《长河》，散文集《湘行散记》等。《边城》（节选）被选入教材。
【李伟森】（1903—1931）湖北武昌人，现代作家，“左联五烈士”之一，遗著有《朵斯退也夫斯基》、《革命歌集》等。
【冯雪峰】（1903—1976）浙江义乌人，现代作家、诗人、文艺理论家。原名马福春。主要作品有诗集《湖畔》、《灵山歌》，杂文《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等。
【胡也频】（1903—1931）福建福州人，现代作家，“左联五烈士”之一，作品有小说《一幕悲剧的写实》、《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前面》。
【巴金】（1904— ），现代著名作家，原名李芾甘，四川成都人，主要著作有“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小说《寒夜》、《憩园》等。获“国际但丁文学奖”。
【艾芜】（1904— ），四川新繁人，现代作家，主要著作有《百炼成钢》、《故乡》、《山野》、《一个女人的故事》、《南行记》等。
【沙汀】（1904— ），四川安县人，现代作家。主要作品有《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在其香居茶馆里》。
【丁玲】（1904—1986）现代女作家，原名蒋冰之，湖南澧县人。主要著作有《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1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
【吕叔湘】（1904—1998），中国语言学家。江苏丹阳人。曾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历任云南大学、金陵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教授。1952年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是我国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创始人，同时在语言文字的应用和语文知识普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吕叔湘文集》6卷传世。《语言的变化》入选教材。
【臧克家】1905年出生，现代诗人，山东诸城人，主要著作有诗集《烙印》，小说集《挂红》，文艺论文集《在文艺学习的道路上》。短诗《有的人》被广为传诵。
【李广田】（1906—1968）山东邹平人，现代文学家，主要作品有《汉园集》、《灌木集》、《引力》、《春城集》。
【吴伯箫】（1906—1982）原名熙成，山东莱芜人。现代散文家。学生时代即开始散文创作。抗战期间到延安后，从事教育工作，其作品感情真挚，朴实自然。《记一辆纺车》、《猎户》、《难老泉》被选入教材。
【赵树理】（1906—1970）山西沁水人。现代作家。早年即从事通俗文学的创作。40年代先后发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影响很大。代表作《李有才板话》的节选《老杨同志》被选入教材。
【张天翼】（1906— ），湖南湘乡人，现代作家。抗战初写《速写三篇》，揭露抗战中的阴暗面。主要作品还有《华威先生》等。
【李健吾】（1906—1982）笔名刘西谓，山西运城人。现代作家、戏剧家、文学翻译家。学生时代即写作小说、散文和新诗。曾留学法国，研究福楼拜作品。回国后致力于教学、写作和翻译工作。散文《雨中登泰山》被选入教材。
【冯铿】（1907—1931）广东潮州人，现代女作家，“左联五烈士”之一。主要著作有《春雷》、《铁和火的新生》、《最后的出路》等。
【萧军】（1907—1988），辽宁义县人，现代作家，原名刘鸿霖。主要作品有《八月的乡村》、《五月的矿山》、《过去的年代》等。
【周立波】（1908—1979）原名周绍仪，湖南益阳人。现代作家。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描写了东北农村土改运动的全过程，获斯大林文学奖。解放后还创作了长篇小说《铁水奔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