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意义》
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意义
历史学1202班郭建光
内容摘要：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史称“西安事变”，又叫“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它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一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就西安事变本身讲，它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与国内改革问题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但是促成这次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则是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的一次伟大胜利。
关键词：西安事变，统一战线，第二次合作。
正文: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的存亡面临新的严重危机。中共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一方面响应国情，争取民意，一方面借以自保。以“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为起点，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但蒋介石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坚持“围剿”红军。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被蒋调到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张，杨的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部队，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之后，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张、杨因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张学良认为应该立刻停止“中国人杀中国人”的政策，枪口应该一致对外而蒋介石坚决拒绝统一战线的提议，继续“先安内后攘外”的路线，继续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而完全不顾当时东北领土的沦丧。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均被拒绝。蒋介石不仅拒绝了张、杨的要求，而且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使其继续进攻红军。1933年5月，杨虎城与红四方面军签订了“巴山为界，互不侵犯，联共反蒋，共同抗日”的“巴山协定”，这就是我军第一个有效的统战协定。它坚持了两年之久，对西北革命形势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乃至引出了后来的“西安事变”，宛如一段序曲引出了一首战歌。①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飞往西安督战。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拒绝，蒋坚持不改“剿共”政策。9日，张向游行示威的学生表示，一周内用事实答复他们的爱国要求。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在华清池武装扣留了蒋介石，囚禁陈诚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十余人；并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②此次兵谏史称“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③23日、24日，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正式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谈判，并会见了蒋介石。经过两天的谈判，达成六项协议：（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
日派，容纳抗日份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救国的具体办法。蒋介石同意，而不采取签字的形式，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六项协议。西安事变遂告和平解决。胡适说:“我刚从海外回来。我在国外，眼看见美国的舆论对中国的态度在最近几个月之中逐渐好转。到十月以后国家的统一形态更明显了，对强邻的态度更强硬了。11月9日美联社的社长何华德先生从马尼拉发出一个长电，对新兴的中国表示惊异的赞叹，他说：‘对这更生的，统一的中国，欧美人的评判必须改变修正了，向来外国人认为不可能的统一，今天已是无疑的事实了’。我自己也抱着这样的乐观回来，万不料回国刚刚十二天，就遇着了张学良在西安叛变劫持统帅的恶消息！我个人精神上的大打击自不消说；全世界的震惊，我们的国家民族在国际的地位骤然低落，只有我们刚从国外回来的人才能充分感觉到。我们又要许多时不能抬头看人，不能开口说响话了！张学良和他的部下这一次的举动，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是妨碍国家民族的进步，——这是毫无意义的，最奇怪的是今日还有一部分的青年人表同情于张学良，那些人不是居心危害国家，必是无知无识。居心危害国家的人，唯恐国家不乱，因为只有纷乱的状态之下他们可以在浑水中摸鱼，达到他们危害国家的目的。那种人我们可以避开不谈，因为他们的头脑已经硬化了，什么话都听不进去。至于知识幼稚的青年，他们本是抱着爱国血诚的，只因为情绪太兴奋，忍耐力太薄弱，总疑心到政府的领袖有对不住国家的心思。这种错误的感觉到现在可以消除了„„”④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合力作用的结果，事变能够和平解决其经过是复杂多变的，推动事变和平解决的思想基础主要是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团结。且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符合当时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使得第一次国共内战大体停止下来了，两党关系得到发展，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战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在于：首先，这一政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虽然这次事件的发生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总的方面尤其是事变的和平解决，完全是依照客观规律而发展的。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只有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国内团结统一的就局面，才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这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张学良、杨虎城的转变，特别是张学良从“子报父仇”、“拥蒋反共抗日”到“逼蒋联共抗日”的转变，蒋介石从“攘外必先安内”到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转变，都是由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造成的。而中国共产党把统战的范畴从“同下层”的联合，扩大到“同下层和上层的”联合，从“反蒋抗日”发展为“逼蒋抗日”，正是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的体现。其次，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所促成的“西安事变”对中国革命的转机起到的作用也是十分重大的。“在西安事变里获益最多者是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失去了身为国家元首的面子，张学良种下了被监禁半个世纪以上的开端，杨虎城也导致了被惨杀的命运，但对共产党来说，拜西安事变所赐，红军得以苏生、发展而取得天下”，⑤就在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完成了战略转④
⑤ 胡适：《胡适文集》 松本一男：《张学良与中国》台湾新潮出版社
移的任务，胜利会师于甘肃会宁地区，处境异常严峻。幸存下来的三万余红军，既要出师抗日，更要对付国民党的大举反革命“围剿”。而“西安事变”正解除了来自国民党对红军的威胁，并逐步形成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使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取得了合法地位。这对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发展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得中共获得了休整的机会，为接下来的全民抗日战争以至于之后的解放战争争取了时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今天，是托张少帅的福。因为认清这个事实，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张学良看成‘千古功臣’。⑥
参考文献： ①李伶《西安事变的序曲》长征出版社
②埃德加 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出版社
③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
⑥ 同上。
第二篇:《西安事变共产国际的作用》
西安事件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然而，在官方文件中，这一事变的主角似乎只有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和共产党三方——譬如，比较标准的说法是：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事实上，这种说法严重不合事实：最起码，在张学良和共产党背后，还有共产国际的手指，在暗中拨动着这场博弈的棋子。
西安事变有个非常奇怪的地方，那就是张学良为什么扣留蒋介石。因为兵谏等同于军事政变，而政变不是取而代之，就是使最高领袖成为傀儡，因为无论从常识或逻辑上，在武力威逼下即使被捉者改变政见，一旦重获权力，绝不可能接受这种方式。但张学良就是这样一个不按逻辑，不遵常识，不想后果做事的人。在捉蒋前的师军长会议上，他宣布要动手，众人无语，只有王以哲军长问“捉了之后怎么办？”张学良回答，先捉了再说。这么大的事怎麽可以先捉了再说？而在张决定陪蒋返南京时，部下劝阻，他又是先送他回去再说。天底下像张学良这样糊涂透顶、又获得这么高军政领袖地位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这也是中国一绝。那么张学良为什么这么做呢？是不是他真的是个傻瓜？
事实上，张学良所以这么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寄希望于共产国际。
张学良与苏联本是一对冤家，其麾下的东北军曾在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中被苏联红军重创，自此结下梁子。然而，“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逐渐倾向中共的政治主张，也逐渐改变了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看法。张学良曾对部属感慨地说：“共产党人不畏艰苦为国为民，难怪能立于天地之间！”特别是原中共特科成员的刘鼎成为他的助手之后，他对中共更加向往。1936年7月初，他对刘鼎坦言：“我想把队伍拉出去和红军一起干！”他甚至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入党的愿望。但中共中央将此事报告共产国际后，并未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在向中共靠近的同时，张学良对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也充满了期望。1936年上半年，张学良在同红军会谈时首先提出了“红军和东北军如何派代表去苏联？请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建议。他希望东北军能与红军、十七路军结成“铁三角”在西北另立政权，分裂国民政府再做新的军阀割据势力，并准备经内蒙或新疆，得到共产国际的军事援助，为未来军事行动打下坚实的基础。1936年12月12日凌晨，蒋介石坚持的先剿共政策终于使得张学良和杨虎城狗急跳墙，发动军事政变。兵谏发生后，张学良要刘鼎立刻向中共领导人发电：“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今已将蒋介石等扣留，逼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请派人前来商大计。”
然而，事实却让他们大失所望：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两人遭到了苏帝头目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和共产国际的强烈反对，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猛烈抨击事变为日本和投降派汪精卫的阴谋。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社论，把张、杨的义举说成是“叛变”，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甚至把西安事变同亲日派首领汪精卫联系在一起。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也称张学良的“叛变”可能会瓦解中国抗日力量的统一，不仅给国民政府，而且给整个中国人民都将带来危险。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则著文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还专门向孔祥熙表示，苏联政府与事变无关。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在其社论《中国发生事变》中指出:：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
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卫的名字同陕西省发生的张学良兵变紧密相联，这也绝非偶然。在这里，苏联把西安事变说成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国际新闻通讯》等共产国际刊物，也不断地把张学良说成是“叛徒”、“强盗”。
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所以这么做，也是其来有自的。他们竭力贬斥西安事变，表白自己同这一事变毫不相干，是出于当时历史条件下对外政策的需要。自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苏联一直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1936年前后，苏联面临的国际形势十分严峻。在欧洲，德国法西斯正在疯狂地扩军备战，极端仇恨社会主义苏联。在远东，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同时对苏联造成了威胁。英、美帝国主义期望把日本侵华的祸水引向苏联，苏联则力图在中国筑起阻挡这股祸水溢向苏联的大坝。苏联在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希望中国进行抗日战争，长期拖住日本，从而使日本无力进攻苏联，以便使苏联能够集中精力对付德国法西斯的侵略。从这一战略目标出发，苏联希望建立以蒋介石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阻滞日本的侵苏野心。苏联认为，在中国只有国民党有力量，只有他们能得到英美的同情和支持；而中国共产党正好相反，既没有力量，又得不到英美的同情和支持。因此，苏联政府虽然不赞助蒋介石反共，但更惧怕蒋介石联日。经过权衡利弊，苏联谴责西安事变及其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避免中国再爆发内战，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
不仅如此，斯大林亲自草拟了电报，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转告中共中央：“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还解释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
再看中共。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后，红军将士无不为之激动不已。有人高喊“是向蒋介石清算血债的时候了”；也有人主张将他拘禁起来，作为人质，迫使南京方面抗日。然而，鉴于共产国际的态度，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等人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连续几天开会，最后决定改变了先前的强硬态度。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借此机会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会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8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条建议。12月20日，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电报，其内容和中共中央已做出的决定基本一致，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因为蒋介石一贯是敌视苏联的，所以张学良原以为一旦对蒋动武实行政变逼蒋停止内战，一定会得到苏联的同情和支持，并可借此实现联苏的愿望，这也是张学良敢于发动兵谏的因素之一。但事态的发展却大大出乎张学良的意料，他对苏联的反应十分不解，尤其对苏联广播骂他受日本人指使极为愤怒。与此同时，被囚禁的蒋介石为了国民政府和领袖的威信及已经制定的抗战计划，坚决不肯答应张、杨两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而国民政府派则调集大军频频向西安方面施加压力，意想不到的内外交困，几乎令张学良陷入了孤立绝境。后来，经过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人调停斡旋，加上宋子文、宋美龄等人苦口婆心地劝说，以及苏、英、美等国多方努力，蒋介石才改变了强硬的态度。
12月22日，蒋介石终于向张、杨口头承诺“我不剿共了，与共产党合作”。他还做出口头承诺，即：他不再担任行政院院长，由孔祥熙担任。新内阁绝不会再有亲日派；一旦获释返回
南京后，将释放在上海被捕的爱国“七君子”；设立西北行营主任，由张学良负责。中共军队改编为正规军。中日战争一旦爆发，所有军队一视同仁。中央军调离陕、甘，停止进军。不过，蒋介石拒绝在书面文件上签字。
由于受到舆论的巨大压力和美、苏、英等国的国际压力，加上张学良认为蒋介石已承诺了和谈条件，他生怕夜长梦多，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除了杨虎城，他事先没有告诉别人。下午3点，张学良和杨虎城陪蒋介石夫妇直奔机场。在机场上，蒋介石郑重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
于是，为了重新维护蒋介石作为最高统帅的权威，以便领导全国军民面对未来残酷的抗日战争，张学良宁愿冒险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去面对军事法庭的审判。
综上所述，在整个西安事变中，从事变开始，到事变进展，最后到事变结束，共产国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幕后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其他人物，则大都是台前走动的傀儡。
晚年在纽约接受访谈时，提到周恩来，张学良夸周是“大政治家”，“说话简洁，反应迅速，非常机敏。我们在一起谈事情，叁言两语就能谈清楚。”但他也抱怨说，当初周恩来说捉蒋，讲得头头是道，后来说放蒋，也是头头是道。其实关键不是周“头头是道”是“大政治家”，而是张学良“头头无道” 是“小土匪头”，别人怎么说，他就随着往哪边走，全无自己头脑。张学良在聚谈时也承认，他是东北的“白帽子”（过去东北赶大车的人都戴白毡帽），这是东北土话，相当于北京话“二百五”，广东话“漆线”——这与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评价张学良是“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不谋而合。
第三篇:《八年级历史上册 西安事变教案 北师大版》
17．西安事变 （教案）
教学内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初中历史八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第一节课第三目
教学目标：
⑴、知识与能力：
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了解西安事变发生和解决的过程，能简要评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作用。培养学生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问题、表述问题的能力。
⑵、过程与方法：
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加强教学的直观性和感染力。采用讲述法和讨论探究式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指导学生积极思维，有效地开展师生双边活动。
⑶、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等事实，感受张学良、杨虎城的正义感和责任感，认识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西安事变历史意义}.
难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
课时：1课时 教具：多媒体课件{西安事变历史意义}.
教学过程：
本课的教学，我设计了四个板块：导入新课、学习新课、巩固小结、心灵感悟。
一、导入新课
播放《西安事娈》电影片段（幻灯片2）
提问：这一电影片段反映的是哪一历史事件？（西安事娈）
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板书课题，导入新课。
（在导入部分，我先让学生观看电影片段，然后让学生说出“这一电影片段反映的是哪一历史事件？”从而自然地导入新课。这样设计的目的： 1使学生迅速进入课堂情境。2再现历史情景，让学生直观感受历史，激发学生求知欲。3自然导入新课。）
二、学习新课——西安事变
（在学习新课部分，我从西安事变的概念、事变原因、和平解决、历史意义四点帮助学生梳理知识，引导学生全面了解这一历史事件。）
1、西安事变的概念
师：请同学们朗读课文88页第一段文字——了解西安事变爆发的时间、地点、发动者、目的、和简单经过。（幻灯片5） 完成填表题幻灯片6
（教学西安事变的概念时，我先让学生朗读88页第一段文字——西安事变爆发，然后让学生完成填表题，旨在让学生明确西安事变爆发的时间、地点、发动者、目的、和简单经过。）
2、西安事变的原因
提问：张、杨为什么要发动西安事变？（展示幻灯片7）
师：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当时的形势。
展示幻灯片8 日军将侵略魔爪伸入中国华北地区形势图
展示幻灯片9 抗日救亡运动
边展示边叙述：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后，又将魔爪伸向华北，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各界民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主张抗日。
提问：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