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对于李鸿章的评价》
对于李鸿章的评价
班级、学号、姓名
李鸿章是晚清中国政坛上显赫一时的人物，1901年在屈辱中辞世，在他死后一百多年的今天，人们对他的评价仍然是褒贬不一、毁誉参半。我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从客观角度出发，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并主要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否促进社会的发展，这是评价的主要标准，当然我们也要了解他的主观动机和目的。
李鸿章作为晚清封建官僚，尽管其主观动机是为了维护清朝专制统治，但他在任期间，以“练兵制器”为核心，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因此其可说是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但和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化的潮流相比，他顽固维护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只学技术，不学制度、思想和文化，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状态，因此其进步的作用是有限的。另一方面，李鸿章在对外战争中，战略失误，指挥失当，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战后代表清政府签订卖国的《马关条约》，尽管是被迫的，但客观上确实是丧权辱国，因此说其是卖国贼也毫不过分。总之，李鸿章尽管是晚清有一定作为的封建政治家，他领导的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但他向西方的学习存在着本质的局限性，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同时他对外卖国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
我们可以对照同一时期日本的情况。日本在19世纪中期同样面对西方的侵略，同样为了挽救其统治，日本以天皇为首的封建政治家先是发动武装倒幕推翻腐朽的幕府统治，然后在日本实行“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等方面几乎是全盘西化，结果日本很快崛起为亚洲的资本主义强国，政治面貌焕然一新，不仅逐步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摆脱了民族危机，而且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在日俄战争中又击败俄国，成为帝国主义俱乐部的成员！同一时期的中俄两国为什么都败给日本，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在根本上向西方学习，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隔靴搔痒式改革，和日本的革心换面式变革不可同等而语。因此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尽管是进步的，但作用是极有限的。 过去多年来我们的历史书打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旗号，其实却对历史人物求全责备，存在着严重的脸谱化倾向。比如对李鸿章，单纯强调他反动卖国的一面，对其领导的洋务运动也基本上全盘否定，看不到它对中国近代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是片面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在看到李鸿章进步性一面的同时，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对李鸿章的卖国也大加谅解，说成是“不得已而为之”。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李鸿章是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是晚清中国政坛上开明的封建官僚。作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他首先要维护地主阶级利益。李鸿章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主张兴办洋务来实现国家富强，并身体力行，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但他向西方学习存在着本质的局限性，不可能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之路。李鸿章在对外战争中，极力妥协，并代表清政府签定卖国条约，尽管是被迫的，但客观上确实是丧权辱国，他是清朝主要卖国贼之一。
第二篇:《对李鸿章的评价》
对李鸿章的评价
李鸿章不仅是一位中国近代史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而且也是一位影响了近代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晚清军政重臣。纵观李鸿章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李鸿章作为晚清封建官僚，尽管其主观动机是为了维护清朝专制统治，但他在任期间，以“练兵制器”为核心，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因此其可说是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但和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化的潮流相比，他顽固维护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只学技术，不学制度、思想和文化，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状态，因此其进步的作用是有限的。另一方面，李鸿章在对外战争中，战略失误，指挥失当，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战后代表清政府签订卖国的《马关条约》，尽管是被迫的，但客观上确实是丧权辱国，因此说其是卖国贼也毫不过分。总之，李鸿章尽管是晚清有一定作为的封建政治家，他领导的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但他向西方的学习存在着本质的局限性，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同时他对外卖国，是清朝主要的卖国贼之一。和个人的悲哀。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精英
李鸿章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李鸿章为了废除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鸦片贸易还做了许多努力，为此在1894年8月27日会见了世界禁烟联盟执行秘书英国人约瑟弗. G.亚历山大————后鸦片贸易为英国国会议案所禁止。 李鸿章也得到同时代优秀人物的认可，比如（在义和团之乱时）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出面与诸大臣商议对策。北京不保，万一太后与皇帝在战乱中罹难，中央政权面临崩溃，国家将陷入彻底无序的混乱。为免出现这种情况，群臣合议，到时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中国差点驱逐满清，提前共。 李鸿章重视西方科学，派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学习现代科技知识。这批留学生曾经考入耶鲁等名校，詹天佑就是这批留学生的代表。此外，中国的电报业也是由这批学生开拓的。李鸿章积极学习新鲜事物，一次问一个留洋生什么是“抛物线”，小伙子解释了半天，李仍一头雾水。小伙子急了：“撒尿就是抛物线！”李恍然大悟。李鸿章应该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责，但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个人。因为工业化的日本和农业化的中国作战，胜负在战争前已经决定了。李鸿章是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确实“不可不深自反也”，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 慈禧
正面评价：
慈禧皇太后是帝制时代中国少数长期当政的女性，政治手腕堪称聪明干练，尤其擅长操弄亲贵朝臣之间的权力平衡，以维系清廷的绝对权威。
慈禧皇太后当权时期，清廷的中央集权以及中国主权面临来自内部及外国的种种威胁，她从捍卫清帝国权威及其本身权力的立场出发，所作之举措收效虽不尽成功，但放在历史脉络下做持平之论，多数允称合理。为因应自鸦片战争以来，来自欧美列强的挑战，以及镇压太平天国等民间反抗势力，慈禧皇太后重用李鸿章、张之洞等能臣，在地方上开办洋务运动，是中国发展近代化工业的开始。在洋务自强运动成果的支持下，清廷得以弭平内部反抗势力，在帝国体制下维系中国相对稳定的局面，并且建设近代化陆海军军备，造就“同治中兴”的气象。 在庚子年一场大祸之后，慈禧皇太后意识到时局已不容她坚持帝制传统，所谓的“祖宗成法”，乃容许清廷推展多种新政措施。庚子后新政牵涉多端，其中荧荧大者包括：官制改定、代科举以新式教育，甚至立宪准备。社会改革方面，显著者有：废除满汉不通婚禁令，禁止妇女缠足等。
总结慈禧执政48年中，对于政务掌握相当严格，即使在病中亦然。在她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勉力维系并且牢牢掌控着中央集权帝国的局面，中国因得免于陷入割据乱局。
此外慈禧太后家人除袭“承恩公”一虚爵外，并无家人能干涉朝政。相对当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歪风，慈禧于这方面尚算公私分明。
负面评价：
个人人格方面，从宫廷斗争中夺得政权，慈禧太后素有残忍和狡诈之名。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避暑山庄后，甫成为皇太后的叶赫纳拉氏，联合恭亲王奕䜣等皇室近支，发动政变从以皇室远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为首，
实际以能臣肃顺为核心的顾命八大臣集团手中夺得政权，并将其中三位（载垣、端华、肃顺）处死。后为建立及维系其独裁权力，慈禧皇太后对于政敌之整肃绝少留情，即使对亲生儿子同治皇帝，以及继位皇帝光绪皇帝的操控及管制，亦极为高压严峻。
从中国国家主权的角度出发，许多人对慈禧皇太后当政的结果做出负面评价。包括1885年在对法战争中赢得镇南关大捷，并成功阻止法军登陆台湾的优势局面下，却以主动求和、签订令清帝国丧失安南宗主权的中法天津条约来结束战争。此外，令中国丧失重大利权的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1901年辛丑和约等之缔结，肇因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战败，以及1900年庚子拳乱之大祸。慈禧皇太后的执政及决策，于此二事件之发生，均有不可推卸之责任。
在“同治中兴”的太平表象下，慈禧皇太后的铺张浪费，以及对于国际时局缺乏认识，允称导致甲午战争战败的原因之一。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她依然大兴土木，花巨资兴建颐和园以庆祝自己的60大寿，1898年，她彻底扼杀了戊戌变法，囚禁光绪，使中国依旧沉沦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她又杀害支持维新变法的光绪宠妃珍妃，为人所不齿．
袁世凯
乱世奸雄，治世能臣。袁世凯在传统历史中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他出卖了戊戌变法，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签订了卖国条约《二十一条》，扼杀了刚刚开始的民主，复辟称帝，他还要对军阀混战的局面负责。
袁世凯是中国共和体制的主要缔造者袁世凯维护国家利益，保障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政权变革之时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推动教育制度改革。推动 政 治 体 制 改革和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方面。在经济领域，发展工商企业也用力很勤，成绩显著，有的至今仍在继续发挥作用。创立了中国近代化军队。创立了近代司法体系。
在大清帝国袁世凯是个颇为前卫的人物。从1895年开始的变法维新运动中，他是强学会的支持者，严复的朋友；除了小站练兵成绩突出外，所上奏章，谈论国事也颇有见地。进入20世纪，身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推行袁世凯跟蒋介石一样，没有足够的实力完全控制住中国，但是没有他们，中国可能会分崩离析。
就象如果西安事变杀了蒋介石，那国民党可能就解体，军阀各自为战了。
那个时候，不是说袁世凯不能称帝，而是他的实力还没有完全控制中国的局面，还有很多人反对他。但偏偏反对的袁世凯的人又没有实力控制中国，所以，袁世凯死后，没有人能够控制中国，落得个军阀混战多少年，这是中国的悲剧。将帝制看成完全反动，这种观点，个人认为是不对的，君主立宪即使放到今天的世界上来，未尝就那么落后，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并不矛盾。君主立宪国家完全可以实现民主共和，而没有皇帝的国家未必就能实行民主法制。新政成绩最为显著。
曾国藩{后人对李鸿章的评价}.
正面评价
一、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声；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二、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
曾国藩自称：“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毛泽东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此为蓝本，蒋介石黄埔建军时，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学生演唱，收效甚大。他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国国情，写一篇《讨粤匪檄》，使许多知识分子脱去长衫，率瓴黑脚杆的相实农夫，投到湘军的旗帜之下，同太平军作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三、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四、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借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五、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的第一高手
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
六、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七、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
曾国藩在同辈士大夫中“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勤学好问，非常人所能及。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拨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很受人尊重；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而能再接再励，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成功的根本秘诀。
八、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毛泽东）。《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关于曾国藩的整体评价，论者说，“曾国藩事功之大，誉称晚清‘中兴名臣’，创办洋务，不愧为洋务派领袖，著作丰富，可当之为学者，研究古文辞，无忝于文人，治军有方，调配得宜，堪与古代兵家相媲美，拥兵而不自重，善权变而又谦退，足见道德修养功夫之深厚；吏治清廉，教养兼施，鞠躬尽瘁，以身作则，不啻为青天，治家有道，关怀子弟，亦为后人楷模”。有的论者说：“曾国藩从上奏激怒咸丰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表现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镇压了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假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发动了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历史的步履不管何其艰难，但历史并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曾国藩在外事的处理上，表现了能审时度势应付巨变的才能，他坚持民族正义立场，忍辱负重，力保和局，避免了新的战祸，使中国有了一个喘息之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里，进行‘图强求富’的建设。因此，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的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60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
叶名琛
叶名琛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形象近乎反面。“粤人憾其误国，为之语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史书中的这种评价，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于昏聩的咸丰皇帝的个人态度，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分水岭，咸丰帝对叶名琛的评价陡转一百八十度。在新中国建立后，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叶名琛形象又被刻意丑化歪曲，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
作为朝廷能干的大员将，叶名琛知人善任、勤勉政事；作为镇压叛乱的刽子手，叶名琛是令人憎恶痛恨；作为客死他乡有气节和操守的俘虏，叶名琛又值得敬佩和尊敬。
首先，我们非常尊敬叶名琛的民族气节。其次，叶名琛善于内再次，名琛对内征剿还是表现出了很强的能力。咸丰元年开始，广东治安陷入混乱，义军蜂起，这是同当时时代背景和沿海地区天地会的传统有关。在咸丰四年广东著名的洪兵起事中，广州仅有一万五千兵勇，居然抵抗了二十万人的进攻，守住了广州城，并最终将洪兵逐出境外，作为总督实际操控局面的叶名琛，他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政，尤其长于理财。但是他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世界形势。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由于路途遥远，在当时航海和武器技术条件的限制下，英法列强还没有对中国形成绝对优势，因此更多地采用了相对和缓的外交手段。咸丰初年，欧洲形势突然紧张，随后爆发了著名的克里米亚战争，英法列强在此期间无暇顾及遥远的东方利益。1856年3月，各交战国签订了巴黎和约，不可一世的沙皇俄国战败了。英法必然转身谋求在中国的更大利益，中国政府如果不做出能让其满意的让步，战争不可避免的。弃国而逃的咸丰皇帝将将战争失败的责任推给了叶名琛，讥为“不战、不和、不守、不走、不降、不死”的“六不”总督，实际上是在转移视听，找了个替罪羊。{后人对李鸿章的评价}.
客观地看，叶名琛有着很多的无奈，站在当时最理性的角度，莫过于以外交让步谋求和平，争取时间变法强国。但是即使叶名琛有这般见识，他能做得了主吗？当时有一幅挽联：{后人对李鸿章的评价}.
对于这样一位功过混沌、史说不清的历史人物，我们真觉得难以下笔。爱国、有气节；精于官场，老练持重；心狠手辣，残忍嗜杀；权倾两广，压制异己。
魏源
魏源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史学家和坚决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学者。他积极要求清政府进行改革，强调：“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他着重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在鸦片战争前后提出了一些改革水利、漕运、盐政的方案和措施，要求革除弊端以有利于“国计民生”，认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这些主张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对于后来的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魏源坚决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华活动，提出了反侵略的主张与办法。他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有一定的认识，同林则徐“民心可用”的观点相一致，提出“义民可用”的主张。他从三元里和台湾等地人民抗英斗争中得到鼓舞。在三元里人民痛击英国侵略者之后，他满怀激情地以“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前时但说民通寇，此日翻看吏纵夷”的诗句，热情讴歌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愤怒声讨投降派为侵略军解围的可耻行经，并在《海国图志》中写道：“三元里之战，以区区义兵，围夷酋，斩夷师，歼夷兵，以欵开网之而逸，孰谓我兵陆战之不如夷者？”又说“广东之斩夷首，捐舰者皆义民”，“两禽夷舶于台湾，火攻夷船于南澳者亦义民”。他主张利用和依靠人民群众作为抵抗外来侵略的主要力量，与投降派“防民甚于防寇”的反动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
为了有效地进行抵抗，他反对“浪战”，而主张“以守为战”。他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一曰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主张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设阱以待虎，设以待鱼”，以歼灭来犯者。这种相信熟悉情况的当地人民群众，发挥他们的长处和抗敌的积极性来组织反侵略武装力量，并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切合于当时敌强我弱，敌寡我众的客观实际的，也是完全可行的。
魏源同林则徐一样，是鸦片战争时期“睁眼看世界”，最有眼光的人物。他既坚决反抗侵略，又重视了解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作为对付侵略的重要方法。他在《海国图志》中很好贯彻并发挥了林则徐了解和学习西方的思
想和做法，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正确口号，认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把学习西方的长技提高到关系国家民族安危的大事来认识，使之在当时社会上发生了震聋发聩的重大影响，针对当时封建顽固派把西方先进的工艺技术一概目之为奇技淫巧的无知，他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必须认真加以学习，而不能盲目自大，自甘落后，为此，他提出一套具体方案，不但包括了官办军事工业，改进军队武器装备的内容，而且提出了兴办民用工业，允许商民自由兴办工业的主张。其中包含了例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凤锯、水锯、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金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主张以后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他还倡议立译馆翻夷书，并于闽粤二省武试，增设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以奖励科学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