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2015年8月2号人民日报破解看病难看病贵,国务院半年放六招》
破解看病难看病贵，国务院半年放六招
原创 2015-08-02 人民日报人民日报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作者：岳小乔
“小病拖，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头痛感冒三五天，一月工作全白干”，“挂号起五更，排队一条龙”……这些民间流传的顺口溜，真切地反映了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窘况。然而，人口众多，财力尚有限的现状，让这个问题成为了难啃的“硬骨头”。
今天国务院发布大病保险实施意见，得了大病，特别是遇到巨额医疗费的单子，自身的负担可能明显减轻。细细梳理发现，半年之内，国务院接放连出大招：实施大病保险、完善医疗救助、药品集中采购，这些政策措施是对着“看病贵”难题去的。促进社会办医、改革公立医院、培养乡村医生，一般理解，这些措施又是剑指“看病难”困境。
半年连放六招，誓要啃下“看病贵、看病难”这根硬骨头。
1.大病保险，避免得大病“一夜回到解放前”
8月出台政策：《关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意见》
3岁男童患白血病，父亲甘当人肉沙包筹款；母亲双肾坏死，16岁女孩弃学走上割肾救母之路；10岁男孩身患重病无钱医治，家人街边摆摊求助……这样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刺痛了人们的心，也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不幸得了大病，谁能为你托底？
经过多地试点，现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政策要全面实施了。国务院今天发布《关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意见》提出，在今年年底前，大病保险要覆盖所有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群。哪些算大病？发生高额医疗费用，可能导致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就可认定为大病。
按照文件要求，今年大病保险支付比例应达到50%以上，将来还要进一步提高支付比例，更有效地减轻个人医疗费用负担。得了大病，将不用再怕“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2.社会办医，满足多样化看病需求
6月出台政策：《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医疗服务需矛盾突出，每千常住人口拥有医疗床位不足5张；群众看病扎堆公立医院，进一步加剧看病难挂号难；高端医疗服务、老年康复护理等服务紧缺……这些都是当前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面临的严峻挑战。
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提出要进一步放宽准入，加强财政资金扶持，推进医师多点执业，加快推进社会办医疗机构成规模、上水平发展。加快发展社会办医，重点就是满足多样化看病需求，增加医疗服务供给，缓解供需缺口。
国务院下文后，公立医院改革在多地推开。（资料图 来源：中国网）
3.医院改革，破除以药养医、破解看病扎堆
5月出台政策：《关于全面推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取消明年农村医疗费用}.
医院看病贵，患者流传称“进了医院别想跑，一百两百算最少；若是你往床上倒，钞票越看越嫌少；五千完事运气好，一万出院事还小”；医院看病难，人们调侃称“看病像打仗，挂号像春运”。
今年5月，国务院先后印发《关于全面推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医院改革再加速。
针对以药养医的问题，国务院文件提出，推进医药分开，所有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试点城市所有公立医院到2017年药占比总体降到30%左右。
针对小病扎堆到大医院看的问题。国务院文件提出，要构建分级诊疗模式，县级医院改革要加强基层全科医生队伍建设；城市公立医院要逐步增加通过基层预约挂号和转诊服务号源，到2015年底，预约转诊占门诊就诊量的比例要提高到20%以上，减少三级医院普通门诊就诊人次。
4.医疗救助，专门帮助特困者
4月出台政策：《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的意见》
常州市兰陵街道一贫穷男子身患重病，坚决放弃治疗并与妻子离婚；南京一生病被弃女婴家人已被找到，奶奶称家穷治不了病。人们想问，对那些特别困难患者，如何让他们及时治疗？
4月，国务院转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的意见》，提出重点救助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和特困供养人员，并逐步将低收入困难群众纳入救助范围。
文件提出，重点救助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中，对经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及各类保险报销后的个人负担费用，在年度救助限额内按不低于70%的比例给予救助，确保困难群众看得起病。
国务院提出提高乡村医生待遇，让乡村医生成为村民健康守护人。图为洛阳一名坚守20年的村医。（来源：洛阳日报）
5.乡村医生，农民看病不出乡
3月出台政策：《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
我国农村人口达6亿多，看病拿药大多都在乡镇一级医疗卫生机构。尤其是偏远山区，乡村医生就是当地村民的健康“守护人”。然而，由于待遇差、保障少，乡村医疗机构陷入“人才引不来，来了留不住”的困境，面临“门庭冷落”的尴尬。
如何破局？今年3月，国务院印发《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落实乡村医生多渠道补偿政策，提高艰苦边远地区乡村医生待遇，同时完善乡村医生养老政策，提高乡村医生岗位吸引力。
文件还提出，各地要结合实际，探索开展乡村医生和农村居民的签约服务。一旦推行开来，有小病，一个电话，乡村家庭医生就上门诊疗；得了大病，乡村家庭医生提前帮病人与大医院联系就诊。
6.药品集中采购，减轻用药负担
2月出台政策：《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
看病贵，药贵是重要原因。“90%以上的药品都有降价空间，价格砍掉50%。”作为药厂的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花红药业董事长韦飞燕就曾自曝行业问题。
今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坚持以省区市为单位的网上药品集中采购方向，实行一个平台、上下联动、公开透明、分类采购，采取招生产企业、招采合一、量价挂钩、双信封制、全程监控等措施，加强药品采购全过程综合监管。
还专门提出，要加强对药品价格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依法严肃查处价格违法和垄断行为，保护患者合法权益。药价降下来，看病的费用也能随之降下去，才能努力让“脱贫四五年，一病回从前；得了阑尾炎，白种一年田”成为历史。
篇二:《中国公共政策-农村医疗改革》
我国农村医疗改革的政策选择
袁露瑶 公管091 2009012340
摘 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医药卫生事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经济导向型卫生政策在显现了它的短期效应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弊端。而医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价值的多元化、人们健康需求的日益增长，特别是对生命健康的关注就使得我国卫生政策的制定面临着相当复杂的局面，面临着许多问题。我国是典型的农业大国，农村的医疗政策体制的完善就显得更为重要。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老龄化趋势进一步地蔓延，养老保障和医疗改革已经成为目前老百姓普遍关心的话题。为了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能够更顺畅，农村的医疗改革势在必行，而且是我国奔小康道路上的重要一步。
关键词：医疗体制、政策选择、农村
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深化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增进农村居民健康，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关系到农村的社会稳定。我国从1994年就开始进行医疗改革试点，1998年医疗改革进入组织实施阶段。2000年7月，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召开，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得以全面展开。但从总体上看，改革成效甚微，农村卫生工作仍比较薄弱，存在诸多问题，面临着很多新的挑战。
一、 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成果
第一，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第二，基本建立起遍及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第三，初步建立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第四，重大传染病防治取得了明显进展；第五，妇女儿童卫生保健水平进一步提高。{国务院取消明年农村医疗费用}.
二、 困扰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问题{国务院取消明年农村医疗费用}.
1、卫生资源配置失衡、医疗保障制度落后、农村医疗保健条件急剧下降 有资料表明，在我国仅占总人口20%的城市人口消费了95%的医疗商品，拥有全国80%的卫生资源；而我国人口总数近80%的农村人口却只拥有20%的卫生
资源，卫生资源配置的失衡非常明显。
随着我国最广泛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制度的打破，新的医疗保障制度开始重新构建，但这一制度成功地取得却是建立在将广大农民排除在外的基础上，而且医保起付线规定也不合理，一般按当地职工年均工资的10%设置，而不是根据不同收入段设置不同起付线，对于低保人群而言起付线就相当于他们年收入的50%，负担沉重。
在广大的农村，由于集体经济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的过渡，导致了原有医疗卫生保健体系的解体，而基本医保又将他们排除在外，广大农民只能完全自费去“购买”医疗卫生保健服务，农村的医疗卫生保健条件急剧下降。
2、农村公共卫生投入严重不足。
农村公共卫生支出的增长主要由于人员经费增长拉动,公务费和业务费几乎没有增长甚至下降。农村公共卫生的公务费和业务费中,政府支出逐渐走低,公务费和业务费从１９９１年的２．５８亿元下降到２０００年的１．８４亿元,剔除价格影响因素,年均增长速度为-１０.７%；致使公共卫生机构通过“有偿服务”进行“创收”,来解决业务活动经费不足的问题。农村基层预防保健服务经费严重不足，预防保健工作有所削弱，某些已经消灭或已被控制的传染病、寄生虫病、地方病在一些地方时有回升，而且新发生的病种也有不同程度的流行。
3、农村卫生人员素质低，人才匮乏。
卫生技术人员是卫生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卫生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志。中国农村卫生技术人员的现状是：高学历人才奇缺，卫生人员素质低。
4、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举步维艰。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新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为切实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但经过试点工作发现很多问题，首先是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认识不足，疑虑重重。这里有宣传教育不到位的因素，更重要的原因是农民对国家的农村卫生政策的稳定性和系统性信心不足，可预期性的利益渺茫。其次是药品价格居高不下，农民不堪负重。改革开放后，虽然农民收入增加了，解决了温饱问题，但看病难的情形越来越严重。
5、药品价格虚高，个人支付能力有限。
目前，我国的农村销售的药品大多数是一些很普通的常规药品，这类药品对一些疑难杂症的治疗显得有些力不存心，但是，稍好一点的药品一盒相当于有些贫困地区农民一年的收入，国家对农民每年30元的补贴还买不来一盒药，这样的药品农民只能望而却步。 “城里人都死在医院，农村人都死在家里。”是当前
反映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最流行的一句话。
6、农村三级医疗救助体系存在不合理之处。
目前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中，县级卫生机构凭借其人才、设备和中心地位的优势；而直接承担9亿农民的乡村两级卫生组织却各自为阵，发展苦乐不均。作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枢纽的乡镇卫生院，因农民小病留村大病进城而经营很不景气，大多面临着生存的难题。可以说，乡镇卫生院的发展问题是目前我国农村卫生事业存在的最突出问题。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投入不足，设备落后，人才缺乏，管理无方，服务错位。
三、 农村医疗改革的政策选择
第一，以公共投入为主，积极推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
加大农村卫生投入力度，扶持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我国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是1.6％—1.7％。在这部分财政支出中，医疗费用的70％用在城市，30％用在农村；而我国70％的人口在农村，也就是说30％的人口占用了70％的卫生资源，包括政府的支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级政府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投入的领域和导向作用,是其它卫生费用来源(包括社区筹资、社会筹资、服务收费等)所不能替代的,因此财政对卫生事业的投入应适当向农村倾斜，加大对农村卫生事业的支持力度。国家财政对贫困地区农村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购置应给予补助。落实对口支援和巡回医疗制度，采取援赠医疗设备、人员培训、技术指导、巡回医疗、双向转诊、学科建设、合作管理等方式，对口重点支援县级医疗卫生机构和乡（镇）卫生院建设。要提高投入的有效性，把财政支持的重点调整到支持公共卫生、预防保健、人员培训和建立医疗保障体系等方面上来。
第二，规范农村用药价格体系，加强对农村药品价格的监督和管理。 药检、物价部门应该联合起来确保农村用药价格的规范性、合理性，防止某些药品、某些制药企业在农村用药方面的垄断地位，两部门应该在农民就医看病相对集中的医院、药店、卫生所等场所公示药品的价格，不间断的查处一些虚高价格的制药企业、药店、医院及卫生所，同时，药检、物价等部门应不定期的印发一些农村用药的价格目录，正规的购药渠道等常识，从根本上杜绝要价虚高对农村医疗改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三，适当调整政策，尝试地方低价制药企业介入农村合作医疗。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从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因地制宜适当调整政策，尝试让地方制药企业的闲散资源介入农
村合作医疗，从农民用药的普及性、安全性出发，让一些有实力的制药企业降低药价，提供安全用药知识，同时，联合一些大的制药企业在自愿、互助、公开和服务的原则下，在农村建立一些有规模、有档次、价位低的医药超市，避免新农合再次出现小范围的垄断，在国家有关政策的正确指导下，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真正体现新农合便民、利民、为民、惠民的宗旨，减轻国家财政的压力，更减轻了农民用药的压力。
第四，推行免费的预防性服务。
目前各级医院竟相从事能增加收入的治疗性服务，忽视了没有收入的预防性服务，基层医疗机构的预防服务功能日益萎缩。这种“重利轻义”的服务倾向，加上缺乏规范化的公众监督和管理，导致群众的满意度极低。防疫是“纯福利事业”，“全国医疗改革会议”已明确规定这一块的经费由政府全包。防疫分为“计划内免疫”和“计划外免疫”两种，“计划外免疫”是根据当地流行病特点所进行的免疫，包括注射乙脑、流脑疫苗等；而“计划内”的卡介苗、麻疹疫苗、白百破疫苗、乙脑疫苗及糖丸的注射或分发都是免费的，相应的装备（针头、针管、消毒锅等）也是免费配备的。必须完成政府规定的7岁以下儿童的基础免疫，而且费用全免。因此，在增加国家免疫资金的同时，要取消一些卫生防疫部门的各种变相收费项目，禁止各级卫生部门提取折扣或把医务人员的工资摊到接种对象身上。应当要求防疫人员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疫情和宣传卫生知识。卫生行政部门要定期进行检查，强化社会监督。此外，要加强对诸如结核病、乙肝、性病等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必要时政府应该向传染病专门治疗机构（如结核病医院、性病诊所）发放专项补贴。据统计，目前中国的肺结核患者达6百万，每年死于肺结核病的人数为25万，是世界上第二大肺结核患者国，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肺结核等传染病预防和治疗的重视。
第五，实行大病或重病保险。
在美国曾就如何实施国民健康保险计划有过很大的争论，涉及到如何筹集资金、如何实施、如何利用融资体制推行医疗机构和服务体系的改革等。相当多的健康经济学家，包括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在内，都认为对大灾和重病进行医疗保险是合适的选择。其“根本原因在于保险降低了医疗服务的实际价格，从而促使消费者购买比由他们自己承担全部费时更多的服务”，但承担范围只限于“大灾”或“重病”。费尔德斯坦指出，承保范围越大，全社会“过度消耗”的医疗服务所造成的“福利损失”也就越大，因为医疗服务的过度消耗会减少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而后者的边际效用远胜于前者。目前，中国一些农村地区已经开始大病医疗保险试点。我认为，推行农民大病医疗保险要考虑几个问题：一是设置最低起投线，但要求实行普遍性的、强制性的推行，阻止任何个人的“搭
便车”行为；二是根据地区和个体经济发展水平与收入的差异以及不同人的服务需求设置若干险种和赔付上限；三是在设定起保线与限定额的同时确定大病的类型与范围。
第六，筹建慈善基金并启动非盈利部门。
非盈利部门发端于美国，是美国社会中那些既非政府也非商业性的机构与组织的总称，它也是被称为第三套系统、独立系统、慈善事业、志愿者系统或社会系统等。其他国家把这种机构称为非政府组织。不少美国人认为，假如没有政府，他们照样活得好，但如果没有非盈利机构，美国就完了。他们把非盈利体系和宪法看成是支撑美国的两个车轮。非盈利体系的角色是多重的，如推动和平、绿色环保、自然灾害救助、公益事业等，但它们的主要功能首先是保护弱势群体，非盈利机构每年花在穷人身上的资金高达十几亿。
中国应该借鉴美国非盈利体系的经验和做法，应该由社会而不是政府筹集公共基金，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增开融资渠道。避免象“希望工程”那样出现管理失责和监督虚设的问题，能真正做到善款善用，保证让善款“装在玻璃做的口袋里”，实现善款运行全过程公开，以便全社会共同监督。
第七，建立农村急救反应系统。
广大农村地区由于经济落后，公共设施建设一直停滞不前，公路、交通用车、通讯等设施较为缺乏。因此，国家应该适当考虑拨付专款给一些欠发达地区的乡镇医疗机构，用于购买救护用车，并建立农村的“流动120体系”。救护用车农忙时奔赴田间地头，以防止农民劳动时发生急病，解决农民就地看病的问题。从湖南省来看，不少农村欠发达地区的一些村基本上有几台程控电话，通讯线路已架设到相当多的地方，但邮电部门应安装公用IC电话，这也是通讯服务的社会公平性的要求。只有村旁路边有了公用电话，“急救120系统”才有用武之地。
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的组成部份，急救工作，尤其是院外急救，应该体现政府行为。各级政府要从满足民众和社会需要出发，将急救医疗纳入卫生事业发展的整体规划，重点支持。急救医疗机构作为事业单位，其经费应由政府财政保证，满足其正常运行的基本要求，以解除急救人员的后顾之忧。
四、 结论
我觉得，以上的观点似乎还都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要改善农村医疗卫生体制的现状，就必须从实践中进一步验证理论，需要国家、社会、城乡多方面人员现实中的通力合作。如何在实践中协调各方利益关系，使这些建议得以实现，并使得农村医疗体制、机构、人员的配置真正体现农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是一个
篇三:《关于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现状的调查报告》
关于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现状的调查报告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发展于上世纪50年代，长期以来为占中国80%的农村居民提供了 接受基本医疗保健的经济保障，被公认为发展中国家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三大法宝之一［1］。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合作医疗制度因为失去集体经 济的支持而先后解体。由此导致亿万农村居民就医风险迅速增加，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大 幅度下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合作医疗制度”，随后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提出了发展农村新型合作医 疗，以保证广大农民获得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减少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战略。面对重建和发展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机遇和挑战，政府需要制定和稳 定符合农民根本利益的相关政策，建立和完善可持续的筹资体系，构建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并对贫困农民实行医疗救助，才能最终实现将合作医疗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对接整合的 战略目标。
1 农村医疗保障现状与问题
缺乏医疗保障制度，迅速上升的医药费用是患病农民就医的经济障碍和沉重的经济负担。1990—1999年间，农民平均纯收入由686.31元增加到2 210.34元,增长了2.2倍，而同 期农民每人次平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由10.9元和473.3元，增加到79元和2 891 元，增长了6.2倍和5.1倍［2-3］，大大超过了个人收入的增长速度。上世纪90年代 后期，实行农村合作医疗的村仅占全国行政村总数的17%左右,农村人口覆盖率只保持在10% ［4］。而医药费用的迅速上涨，加重了农村人口接受医疗服务的经济负担，使得65% 以上的患病农民因经济困难应住院而未住院，37%的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就诊。对一些地区贫困人口致贫原因的调查发现，24%的家庭因病负债，23%的贫困人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5］。
几年来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大幅减少，特别是对农村的卫生投入更令人不安。1993年 农村卫生费用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35%，1998年为25%，而2000年还不到23%，7年里下降了10 多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以近两个百分点递减。更令人担忧的是城市和农村卫生资源配置的极度不公平，如2000年，中国卫生总费用为4 763.97亿元，其中农村卫生费用只占总费用 22%左右；城镇卫生费用却占总费用的78%，也就是说全国13亿人口中，占64%的农村居民只拥有不到1/4的卫生总费用［6］。1991—2000年的10年间，中央政府拨给合作医疗的 经费是每年500万元，各级地方政府配套资金也是每年500万元，全国每年各级政府对合作医疗的总投入，让8亿农民分摊，平均每人每年仅有1分钱［7］。 大量研究表明，由于政府对农村卫生投入的不足、卫生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公、效率低下、医疗保障的缺乏，以及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导致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极为突出,农 村卫生服务体系极度脆弱，对抵抗疾病的能力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因而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卫生系统的总体绩效，使之在全球191个国家中位居第144位，更为严重的是其资金的公平性仅 位居第188位［8］。 2 农村医疗保障缺失原因分析
造成以上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农村卫生政策缺陷和政府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体制酿成的。在城乡还存在巨大差异的现状下，由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城乡社会保 障结构必然和只能是二元的，旧的二元社会保障结构促使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走向崩溃，新的二元经济结构从“行政主导型”演变为“市场主
导型”造成了农民生活的边缘化，严重脱离 城市和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走势［9］。同时由于国家对合作医疗的宏观决策不稳定，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各级政府急功近利，片面强调市场作用，过分追求经济增长率、GDP和财政收入增长等指标，而涉及民众福祉有关的社会指标却被淡化，把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农村公共卫生事务也推向市场。国家对合作医疗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造成合作医疗制度 的曲折变动［10］。特别是制定政策的政治利益造成有关合作医疗政策之间的相互冲突，如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国务院、农业部等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在“减轻农民负担条例”中把“合作医疗”项目视为“乱交费”项目不允许征收，这一政策进一步促使合作医疗走向衰亡［11］。又由于合作医疗制度本身的缺陷，政策制定者未考虑农民这一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使得大多数农民对合作医疗不信任，参加意愿不强。加上集体组织经济力量的弱化、基层组织与管理者对合作医疗的积极性下降，以及农村医疗卫生环境的变化，等等，都加剧了合作医疗走向衰亡。 据有关研究或有关部门公布或未公开发表的研究，目前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是 3～6倍，如此之大的城乡差距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巨大的收入差距事实上已经使得城市和农村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生活世界。在这样一个断裂的社会中，医疗市场却是统一的。医药和医疗价格是依据城市的标准制订的，实际收入仅相当于城市居民1／6的农村居民要按照以城市为标准形成的价格支付医疗费用［12］。断裂的社会与统一的医疗市场的并存，不仅使农民看不起病，而且也使任何在农村建立医疗社会保障的措施失去可能。
3 农村医疗保障政策面临机遇和应采取对策
政府应该改变以前的经济增长观，既要强调经济增长速度，又要重视包括医疗保健在内的涉及民众福祉的社会发展。只有经济与社会的同步前进，才能保持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当 前中国有必要也有能力建立农村医疗保障已成为各级政府的共识，因此各级政府应全面考虑如何重建农村合作医疗。健康服务产业是一个不能只听凭市场调节的领域，需要政府的干预 和参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以改善中国农村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可得性和可及性，有利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变革乃至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已是政府唯一可行的抉择。 首先，国家对医疗保障体系的发展应该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和战略目标，即逐步过渡和建立一个公平、可及的全民保障制度。政府要制定符合农民根本利益的相关政策，寻求发展农 村医疗保障制度的若干对策。从政策的角度推动二元结构的弥合，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社会保障结构（如深圳市已在全国率先取消农业户口，广东省的其他城市和其他省会正在仿效并寻 找过渡模式，新户籍政策统一称为居民户口，对农民和外来工来说，实际上是一种利益的回归，标志着他们与城市居民一样，从此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和社会福利），建立一种立足于 当前国情的过渡性的目标模式，把长期被排斥于基本保障之外的农民划入健康保障范围,且 不以降低城市社会的保障水平为代价,不对国家财政造成过大的负担,促进城乡健康保障制度 的最终融合［1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正是这一过渡模式的一种形式。现阶段政府应通过国家立法形式稳定和保证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为最终建立全民保障制度奠定坚实 的基础。
其次，要明确政府在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中的职责，它是政府公用事业管理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国情决定着卫生资源投入重点应该是广大农村。同时，医药卫生领域的特殊 性，决定着政府必须保持应有的投入和干预，要在政策上、制度上进一步明确政府的职责，不能完全将卫生服务推向市场。同时应加大农村卫生投入的力度，逐步重新构建基本设施齐 全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只有{国务院取消明年农村医疗费用}.
这样，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卫生服务需求，才能遏制医疗费用过快上涨的势头，保障民众享受医疗服务的可得性、可及性和公平性。国际上许多经验 表明，卫生服务的效益与政府是否切实履行其职责是分不开的。如作为世界上市场经济最为成熟的美国，在医疗卫生领域完全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由此造成卫生投入居全球最高（20 01年医疗费用支出占当年GDP的15%），却有近4 000万人没有任何健康保障。与此相反 ，德国政府在保证必要的卫生投入的同时切实履行政府的职责，采取相应的政府干预措施， 以占GDP11%的医疗卫生支出为99%以上的民众提供了医疗保障［14］。
第三，要建立良好且稳定的筹资体系，才能保障合作医疗的持续发展。 各级财政支持是保证合作医疗制度正常运转的关键，同时还需要建立一个稳定的多方筹资体系。资金的筹集问题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中的关键问题,也是最难的问题。有学者 认为，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整体来看,应以家庭保
［］障为主,与社区扶持相结合,建立以 “补救模式”为基础的农村社会保障15。但是
由于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社会保障体系不可能一步到位，政府也不可能将一切都包下来,需要保障对象采取一定的自我保障和家庭保障措施。所以农村医疗保障的资金筹集方式应以个人积累为主、国家扶持为补充。在这个总体思路的指导下，根据不同区域农村的经济情况采取多种形式的医疗保障方式，如在贫困型农村中应以国家和集体出资为主,并与个人出资相结合,采取半积累半现付制的方式；在富裕型农村应采用基金制,以个人积累形成基金,建立社会保障稳定的资金来源。在中国不同地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进行试点研究，对农村医疗保障实行分类指导，探索各种创新模式，要因地制宜，在利用政府引资的同时，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形成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筹资机制。 鉴于目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建议政府考虑通过调整税收的使用方向、开征社会保障税、发行彩票和建立合作医疗基金等方式，为农村合作医疗筹集资金。经济发达的农村应鼓励农 民参加商业保险。合作医疗、医疗救助、商业医疗保险协同运作，构建农村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根据国际经验，只有开征社会保障税才能给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以稳定的支撑。早在 1990年，全世界118个国家中就有80个国家开征了社会保障税［16］，如英国1946年颁布了《国民卫生服务法》,政府通过税收和强制性社会保障筹款筹集资金,提供全部医疗费用,实现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如中国在财政投入困难的情况下,开征社会保障税很有必要。国家用农民缴纳的社会保障税,通过地方的健康保险组织补贴一部分保费,刺激农民参加健康保险。
与此同时，要辩证地看待参加合作医疗的自愿性原则，从国际上的情况看，各国均存在 “隐性强制”，如澳大利亚政府的全民医疗保险、英国的国家卫生服务、新加坡的健康医疗 保险和德国社会医疗保险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强制性。目前中国处于恢复与发展合作医疗初期，应“隐性强制”推行这项制度。只有尽可能地扩大人群覆盖面，才能降低合作医疗的管理 成本，增强合作医疗的资金统筹能力，提高补偿水平和农民抗大病风险的能力，使参保农民从中获得最大利益，进而吸引更多的农民加入合作医疗。只有在符合广大农民的需要，帮助 他们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的基础上，农民才会自愿参保。
篇四:《农村医疗问题及建议》
农村居民医疗保障问题及建议
提要：针对农村居民在医疗保障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加强对农村的医疗卫生投入和农村公共预防保健工作，完善合作医疗，以及其他形式的农村医疗保障形式。
关键词：农村；医疗保障；合作医疗；农村公共预防保健工作
目前，农民增收困难伴随着一系列负面影响，尤其是医疗保障方面显得更加突出，一些地方又出现了农民看病难，看不起病，甚至因病而陷入绝境的现象。本文拟以农村居民医疗保障的兴衰、原因及政策性建议三个方面谈一自己的看法以期对目前现状的改善有些帮助。
1、农村合作医疗的兴衰
建国后，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农村卫生工作，农村逐步建立了三级（县医院、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所、室）卫生服务网络，基本解决了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另外，从50年代中期开始，部分农村开展了合作医疗。合作医疗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共同筹资，为农村居民提供疾病治疗和预防的一种社区型医疗保障制度。合作医疗和三级卫生服务网络相互配合，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基本上解决了农民看不上病，看不起病的问题。
然而，从80年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医疗保障发生了严重的衰退。随着集体经济的削弱，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发生了大幅度的滑坡，到1996年，全国农村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口由1976年的90%锐减到5%左右。绝大部分农民失去了医疗保障，退回到家庭保障。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村级卫生所、室或不复存在，或者转化为私人诊所。
2、合作医疗衰退的原因
合作医疗大幅度滑坡以及恢复起来相当困难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弱化。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社、生产队）不仅仅是经济组织，它们还拥有各项政治、社会、文化权力，直接掌握和控制农村的各项资源的分配，集体经济组织的强大控制力量是组织，推动和资金支持合作医疗发展的十分重要的条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民经营自主权越来越大，原来的集体经济组织在农业生产、资源分配上的权力大大弱化。组织能力的弱化和只拥有十分有限的资源，挨家挨户收费又比较困难，使得集体经济组织难以一如既往地组织和支持合作医疗。
（2）、农民对合作医疗的组织和管理者——基层干部缺乏信任感，导致他们不愿意参加合作医疗。一部分基层干部及其家属侵占公共利益，多拿药、拿好药，带头欠费，而一般农民享受不到同样的待遇，有些农民因此认为合作医疗就是“群
众交钱，干部吃药”、“群众吃草药，干部吃好药”，从而丧失了对制度公平的信心。享受合作医疗待遇中干部与群众的不平等使得相当数量的农民不愿意参加。
（3）、传统的合作医疗不能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农民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而传统的低交费、低待遇水平的合作医疗已经不能满足客观要求。医疗服务价格的迅速上涨也进一步加剧了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当农民发生大病时，为数不多的合作医疗基金只能提供很低比例的补偿，农民们觉得，合作医疗不能解决大病的医疗费用问题，而小病完全可以自己支付，而且看病的自由度也大一些。
3、农村医疗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