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军魂教育》
传承古田会议精神 增强军魂培育的时代性和感召力
2014年07月20日 18:59:04
来源： 求是理论网 作者： 王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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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指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军魂和命根子，永远不能变，永远不能丢。”并上升到“强军之魂”和“强军目标”的高度加以强调。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第一次系统地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为确立我军军魂奠定了坚实基础。新的历史时期，在军魂培育实践中，要把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作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根本，积极弘扬优良传统，传承古田会议精神，始终注重打牢部队信党跟党的思想政治基础，确保军魂不变、宗旨不忘、传统不丢、本色不褪。 当前军魂培育存在的现实矛盾问题探析
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尖锐复杂的斗争和敌对势力加紧渗透破坏，社会思想文化多样化和利益关系深刻调整，官兵成分结构和思想基础明显变化，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必须正视矛盾的本质危害，增强系统培育的责任感紧迫感。
（一）情感有误区。一是缺乏朴素感情——任由戏说历史恶搞英雄。当前，少数官兵对党和军队缺乏刻骨铭心的思想感情，受社会上不良风气和亲朋好友影响，对一些现象是非分辨不清，甚至跟风调侃。如把质疑党史军史、恶搞英雄典型作为一种时尚，拿英雄开刷，不断洞穿文化、道德底线。有的质疑狼牙山五壮士跳崖的合理性，有的歪曲董存瑞炸碉堡的英雄壮举，有的恶搞铁道游击队队员形象，有的踢英雄墓碑、踩先辈头像留影，一些社会青年用个性的浅薄挑衅历史的崇高，用庸俗的享乐辱没英雄的尊严，用堕落的轻狂冲撞时代的底线，而把是非荣辱抛在一边，对青年官兵思想影响较大。二是缺乏理性鉴别——以主观感受左右客观判断。少数官兵往往以个人利益为尺度，以个人感受为导向作为价值判断。有的以自身经济状况、家庭贫富来看待党和政府的好坏，有的以道听途说的
灰色言论来衡量党和军队的是非，有的以频发的贪腐案例来质疑党和军队的建设，有的以个人的名利得失进步快慢来非议党和军队的公允，有的对敌对势力炒作热点敏感问题、放大社会矛盾，将个别问题扩大化、一般问题政治化、单一问题复杂化的渗透颠覆伎俩认识不清，把矛盾聚焦到党的领导上。三是缺乏常识认知——易受不良影视文化视听误导。过去的《南征北战》、《红色娘子军》、《上甘岭》等，只一个半小时的电影，从指导员到师政委个个有戏，战场上动员教育、冲锋杀敌生动有力，显示了党政治工作的无穷活力。而有的军旅影视剧，政治工作的位置和作用却严重“缺编”，党对军队领导难以体现。比如，《沙场点兵》中从军区、基地、师旅团营连，描写了一大群有血有肉的军事干部，而政治干部就只有一个团政委和一位兼了份军事侦察工作的宣传股长；《集结号》中九连指导员，是以不懂军事并在战斗中尿裤子的形象出场。长此以往，政治干部给观众和官兵的印象就是磨磨嘴皮子，顶不了大梁，甚至可有可无。如对抗日神剧类影视作品，一些官兵看得津津有味，这些节目把敌人描绘得过于弱智，不仅是对历史的歪曲，更是对浴血捍卫家国的先烈们的不敬。当前人浴血奋战换来的胜利被描述成唾手可得，后人恐怕就很难了解和反思为何这场战争需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这一切都源于对党史军史的贫乏认知。
（二）教育较苍白。一是缺乏现实的穿透力。表现为形势看不清——借助时事分析解读不够。没有把时事政策、国际国内形势作为开展军魂教育的鲜活教材。比如，埃及第一任民选总统穆尔西为什么下台？乌克兰克里米亚为什么有那么多军队会倒戈？泰国为什么军方能政变上台执政？朝鲜虽然内交外困但为什么没垮台，因为搞先军政治牢牢掌握了军队。这里面都有政党对军队能不能绝对领导的问题。教育组织者应结合形势政策把“枪杆子里出政权”，谁掌握军队谁就掌握政权的现实道理讲清楚、分析透。二是缺乏历史的纵深感。表现为道理讲不透——自身学习不深学识较浅。官兵之所以反映军魂教育课题大、道理空、认同难，实际上是教育者历史渊源没弄清，历史过程没联系，历史教训没深挖，教育中照本宣科的多，主动学习收集的少，没有把大量的历史信息资源作为教育素材。如巴黎公社失败，让马克思作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的论断；4.12反革命政变，让毛泽东得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结论；皖南事变，让全党全军进一步认识到必须坚持“共产党绝对领导八路军的原则”；二战胜利后，法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共产党解散游击队“交枪做官”，让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定了“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的战斗信念；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让“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
军魂”成为我党我军的坚定原则。开展军魂教育，要理清其中的历史脉络，从深刻教训中形成纵向的历史启示。三是缺乏创新的新形式。表现为思路打不开——开放渗透抓教育不力。当前主要的教育形式还是停留在领导辅导 营连阐述 班排讨论上，实际上，军魂教育要走向军魂培育，其区别在于不仅仅停留在课堂教育层面，而要在多维立体的空间抓好教育引导。比如，有的官兵回趟家休个假思想肯定有变，上趟街上个网情绪一般出乱，见朋友吃顿饭连声感叹，对党开始质疑了，对部队开始厌烦了，对当兵开始后悔了。其中原因就在于我们在军营外的教育文章做得不多，部队的一套理论说教在军营外话语权竞争力不强。
（三）效果没落地。一是缺乏组织观念。少数官兵在成长进步、开展工作中还存在信老乡不信组织，信菩萨不信马列，信关系不信实干，信实惠不信教育，信传言不信事实，信明星不信英模的思想偏差，还不能完全依靠组织、融入组织，紧紧团结在党团组织周围。二是缺乏身份认同。个别营连主官私下认为双长制不够合理，两个主官工作效率低，容易诱发矛盾，不如一个主官说了算开展工作快捷；有的军政分工分家，特别是一些军事干部缺乏党的意识、班子成员意识；有的嫌党的会议程序繁琐，浪费时间，开会走形式，人为简化搞变通；有的习惯把行政职务带入党内发号施令，存在政大于党、以政代党的问题；有的不善于用组织的力量推动工作、解决矛盾，甚至有个性超越党性、个人凌驾组织的现象，这些问题和现象都无形中弱化了党的组织领导。三是缺乏全面激励。当前部队党的建设中有一些激励措施，如定期评比先进旅团党委、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和优秀党员，等等。但这停留在集体荣誉和表彰干部层面的较多，基层和战士的比例还不够高，激励举措还不够明显。应多关注组织建设的末端主体，向下辐射延伸，如表彰一些先进党小组、优秀党小组长，模范委员、一对好主官等，以全面增强党组织和党员骨干的工作积极性。
（四）功能有弱化。一是缺乏党内历练。当前，党员和干部来源渠道呈现多元化，组织成分结构与战士党员有倒挂现象，大多基层干部一进军校就入党、一到连队就进支委、任职两到三年就担任正副书记，缺少组织生活历练；不少士官支委摆位不正，存在人微言轻和明哲保身的思想，成为“举手支委”、“传话支委”；一些党小组长不敢较真碰硬，不愿管、不敢管；部分党员党龄偏短，参与党内事务的能力偏弱等等。二是缺乏集中统一。从党委机关看，军事斗争准备不断向纵深推进，有的旅团营区、训练场点多面广较为分散，受领导负责制影响，各级班子成员普遍难以经常聚在一起，实施集体领导不一贯；从基层看，部队实战化训练任务日趋繁重，部队外训时间较长，有的连队主官长期不在一起，且副{军魂体现的意义}.
连长、排长参加学习集训的相对较多，对党的组织领导有一定影响，对动中抓建组织的标准质量提出更高要求。三是缺乏进退机制。由于军队党员发展和干部生长比例较高，且党员教育管理机制不够完善，不可避免会出现素质不高、形象不好、作用不明显的现象。一些官兵入了党提了干，就自认进了保险箱，之前之后反差大、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较突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的形象。特别是干部入党不受限制，义务兵入党功利化倾向，地方安置政策影响干部安心服役等问题，保持党员队伍纯洁值得各级关注。{军魂体现的意义}.
二、弘扬古田会议精神传统，增强新时期军魂培育的时代性和感召力
新的历史时期，古田会议精神依然对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和政治价值。必须借鉴和传承这一优良传统，着眼破解军魂培育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始终铸牢听党指挥这个强军之魂。
（一）探寻军魂的理论本源要向思想灵魂开刀。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保证。古田会议明确提出，“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进行马列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以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教育部队、武装官兵头脑，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军队开展学党史军史和读经典学哲学活动，目的在于铸魂定神，努力掌握看家本领，去除“非无产阶级思想”。一是党史军史常学。我党我军的历史，就是一部听党指挥的发展史。要通过学习教育不断增强对党和军队的理解、感情、信赖。引导官兵从我党我军成长发展史的历史审视中深切感悟，从苏共亡党亡国深刻教训的现实警示中受到教育，从改革开放前后发展变化的对比剖析中解析得以启示，切实让一次党课教育成为一种集体烙印，一个军史故事成为一部鲜活教材，一个英雄典型成为一个精神标杆。二是思想误区常除。深入开展“坚定信念，铸牢军魂”教育，引导官兵充分认清“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现实危害，坚决抵制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政治观点，深刻认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科学真理性、历史必然性和极端重要性，消除单纯军事观点、以政代党倾向、认同“公器公用”等思想困惑，在占领思想阵地、文化阵地、舆论阵地中掌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动权，增强对各种政治思潮的鉴别力，强化对腐朽思想文化的免疫力。三是党性分析常查。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从为党的事业负责的高度，勤于查摆自剖，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把军魂的党性要求强起来。要加强思想改造净化，从理论本源解决好“根底浅”、“素养低”的问题；解剖两种制度
文化，从现实印证解决好“定力松”、“党性弱”的问题；勇于向自我开刀，从灵魂深处解决好“亚忠诚”、“伪忠诚”的问题。
（二）敞开军魂的教育空间要向军营内外发力。《古田会议决议》针对当时红军的任务特点，规定红军的政治工作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 并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这启示我们，军魂培育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仅限于军内自育。军队的优良传统，也要樯内开花樯外香，军地要共同作为，增强军魂教育的辐射力、渗透力。一是教育氛围要向军营内挖掘拓展。注重培养爱党基因、国防观念和“英雄情结”，深入开展“爱党忠诚、爱国奉献、爱军精武”等实践活动，征集军魂主题的宣传口号、格言警句，组织征文演讲活动，在集会场所、训练场和班排宿舍区设置军魂文化宣传标语、橱窗、灯箱、雕塑等，在浓厚氛围中让官兵与强军目标对焦，与先辈先进对照，与使命要求对接，不断启发官兵内化军魂的政治自觉。二是教育资源要向军营外延伸辐射。要针对官兵易受外界拉力影响的实际，主动作为、开放宣传，积极引领社会风尚，真正走在时代前列。改变只能在部队内部军史馆荣誉室才能看到军史和英模，驻地街区和官兵家乡难觅英雄踪影或典型形象的现状；改变各地除了双拥主题的一个广告牌，面临征兵时节才会有几条横幅，对军队和英模宣传不足的现实，在客运车厢、学校街道、工厂企业、办公场所，应置留军魂文化的宣传空间。学习借鉴舟山警备区和石家庄中山西路的做法，由当地驻军会同地方政府宣传部门，把党和军队的英模人物和英雄事迹在主要场所和街区、道路进行宣传。三是教育渠道要向军地家打通开辟。加强与驻地周边党政宣传部门联系，积极与官兵亲属和其家乡政府、学校沟通，构建军魂共育协作机制。充分发挥地方党校院校、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遗址、纪念场馆、烈士故居和革命老战士、先进典型、优秀亲属代表的教育功能，搞好活动组织策划，做到外请报告与互动访谈联动，参观教学与仪式教育一体，研讨交流与主题联欢并举。
（三）拓展军魂的文化张力要向现实生活融入。承载军魂价值观念的确立，需要同官兵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让官兵在学习、娱乐、出行和生活点滴中时时感悟、事事联系、处处熏陶。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明确提出了党内教育的10种材料和18种具体的宣传教育方法方式，如散发和邮寄传单、布告、宣言进行宣传；出壁报、政治简报、画报进行宣传；通过革命歌谣和化装宣传的形式进行宣传；口头宣传和利用群众大会进行宣传等等，这些宣传紧贴任务、紧贴官兵、紧贴生活，发挥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激励作用。在推进军魂文化建设中，应立足于
篇二:《军魂》
军魂595宋立峰网友：发表的“居功不自傲，退役不退色”的战斗英雄都昌林战友的事迹，很有教育意义和启发动力。 都昌林同志不光在参与惩治忘恩负义的越南人号称亚洲第三军事强国的嚣张气焰同时发挥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关键”同时，都昌林同志给我们曾经参加生与死战斗过的军人做出了表率。
军队是国家不可缺乏的武装力量，也是中国民富国强的坚强后盾，没有军队不成国家，没有军人不会富民。战争年代军人生死未卜，和平时期军人冲锋陷阵，比如，抗洪抢险、救灾抗旱同样是军人在前。
篇三:《军魂》
尊敬的各位领导和同仁：
你们好！我是四中队的徐挺，很高兴能有机会参加此次演讲。我演讲的题目是铭记历史，牢铸军魂。人民解放军80年的光辉历史，也是军魂萌芽、形成、成熟与升华的过程。“魂者，器物之统摄也”。 “魂”是我军的生命所系，无“魂”则无“命”；“魂”是我军的立军之本，无“魂”则无“本”；“魂”是军队建设发展的方向和动力源泉，无
“魂”则迷“向”。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始终不变的军魂。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作为我军的军魂，是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科学定位，也是对我军长期坚持这一原则的理论与实践的准确概括和总结。
１在艰辛探索中形成
在我党创立党绝对领导军队这一新的军事领导制度之前，中国的军权主要掌握在个人手里。这是辛亥革命以来军阀操纵控制政党及政府、军阀割据混战的重要原因，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如何废除军阀政治（武人政治），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建立一套防止个人掌握兵权、政党真正领导军队的制度，是反军阀即反封建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最早尝试建立这种制度的是在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1924年，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政策的同时，决定参照苏俄军制成规，建立由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军队。中国共产党参与了这一崭新军事领导制度的创立，许多共产党人担任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这拉开了探索党领导军队这一新型军事领导制度的序幕。毛泽东对此高度评价，他在1937年10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着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但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这一新制度即被废除，军权重新落入个人手里，这一由孙中山开启的探索以失败而告终结。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独立开展武装斗争过程中，继续进行艰辛探索。南昌起义时，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作为党领导起义的中心，在军师两级建立党委，在团建立党支部、党总支等
基层组织。这标志着党领导军队的开始。但由于当时形势的复杂性，党对军队的领导存在着明显缺陷：作为体现党的领导的前委实际上不能发挥“领导暴动的重心”作用，与各部队在很大程度上是“友谊的协商”关系；党领导军队主要通过党的忠诚分子，而非各级党组织；党的基层组织主要建在团上，离部队太远，不能直接掌握部队。毛泽东后来说，那时党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
1927年9月，毛泽东在带领秋收起义部队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途中，进行了建军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三湾改编，第一次实行了班、排建立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的新制度，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套制度的建立，标志着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本轮廓大致形成。{军魂体现的意义}.
我军是从旧军队脱胎而来的。在建军初期，人们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种新事物还难以接受。如旧军队是单一军事主官个人说了算，而新制度是党委、支部讨论决定部队重大问题，一些同志感到不适应。红四军内部对如何建军的问题曾发生过严重分歧，以至在红四军建军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党的领导权“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中共中央“九月来信”支持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建军思路。1929年12月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他起草的指导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即古田会议决议。决议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定了党绝对领导军队的基本制度和措施，指出：党的指导机关是部队领导的中枢，党委不仅要领导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保证党的政治任务的实现，而且要领导军事工作，从而确立了以党委制为核心的党领导军队的体制。这标志着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思想的形成。
在探索新的军事领导制度的进程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科学概念也相应地酝酿提出。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毛泽东。1929年6月他在写给林彪的信中明确提出“绝对的党领导”、党的“绝对的指挥权”。其后，1932年1月，总政治部给红军的一封信进一步明确指出：“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是“目前红军中党的最中心任务”。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观念，逐步为我军官兵所自觉接受，成为我军的坚定信仰和建军原则。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形成，是中国政治军事制度的历史性进步，实现了军权由个人掌控向工人阶级政党组织领导的飞跃，使军队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从根本上铲除了军阀政治生长的土壤，使
中国摆脱了军阀操纵政党、政治的梦魇，也使我军这支以旧军队为基础、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武装成为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
2在长期斗争中发展
古田会议后，我军先后经历了由阶级战争向民族战争再到阶级战争的转变，由长期战争环境向相对和平环境的转变。要不要坚持、怎样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穿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我党和我军历史的始终。特别是在历史转变的关头，矛盾斗争极为曲折复杂，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思想，正是在不断迎接新的挑战考验中得以丰富发展的。
1935年1月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坚持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党战胜了与党争夺兵权的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分裂主义，取得了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全面抗战的爆发，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我们与国民党及军队的关系从敌对关系转为友党友军的关系。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以国家化身自居，一再逼我党放弃军权。党内也出现了迎合国民党主张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斗争焦点集中在党要不要和怎么样领导军队这一根本问题上。党中央、毛泽东由此提出和确立了处理各方面关系的一系列重大原则。
在我党我军和友党友军的关系上，提出了坚持党对军队的独立、单一领导的原则。1937年9月中央在《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指出：“在原有红军中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党拒绝了国民党派人当八路军干部的要求，恢复了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的名称。对于国民党发动的旨在消灭我军的反共高潮，我军坚决地预以反击。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又以“军队国家化”为借口，再次要求我党交出军队，党坚持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不交给国民党的立场，粉碎了国民党企图吞并我军的图谋。
在党与军队的关系上，确定了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原则。由于各战略区相互分割和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致使党内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闹独立性的倾向有所发展。皖南事变后，中央严肃地指出：中国革命中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能力，决不能发展到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军队“必须完全
的绝对的无条件的放在共产党及其领导机关的政治指导之下，不能闹独立性”。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成为延安整风军队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在党与军队个人的关系上，提出了共产党员决不能争个人兵权的原则。红军改编后，个别人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及做官为荣耀。毛泽东告诫全军干部：不要学张国焘，共产党员决不能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及建国初期，党始终把反对和克服争个人兵权的军阀主义倾向作为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重大任务。 这些重大关系的科学界定，体现了党绝对领导军队的根本要求，成为“军魂”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建设由长期战争环境转入相对和平环境，进入了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当时苏军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正规化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军队，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苏军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党领导军队的根本制度上与我军不同。如何处理好学习他人经验与保持自身特色的关系，在推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坚持我军优良传统，是当时必须解决的问题。1953年12月至1954年2月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以及其后制定的文件、条例及党的领导人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对建国后如何保持党绝对领导军队作了明确回答。
在如何对待外国经验问题上提出了以我为主的方针，进一步奠定了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理论基础。这次会议要求学习苏联先进的军事经验必须与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