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府腐败的作文


篇一:《反腐败观后感》

昨天下午,按照矿上和区队的安排,我们观看了反腐倡廉的纪录片-湖南郴州腐败案。该案例阐述了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和紧迫性,片中的案例触目惊心!市长,副市长,纪委书记,组织部长等一干人员里外勾结,贪婪和奢靡吞噬着他们的心灵,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不可估量损失。现场观看纪录片的每个人都愤怒到了极点,一直到每个案犯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才稍微有些放松。回到单位后我却是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愤怒之后则是陷入了深深地思考。我国正处于经济告诉发展的阶段,对我们每个工民的作风、素质要求的更加严苛!而我,作为一名区管人员,更是要从中吸取教训,树立良好的行为作风,切实履行好监督职能。

首先是学习,保持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是每一个人的必修课,也是我们储备知识最好的方式。通过学习提高我们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从而提高我们抵抗腐败的能力。只有不断加强学习才能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不学习思想就无法进步,能力就无法提高,就不能提高自己的素养。有的时候我们在学习上总是静不下心来,总是以工作忙为借口,推三阻四,结果是 “只闻学习口号响,不见学习水平涨”。许多东西只有静心研读,才能有所思,有所获。活生生的事实还告诉我们,不学习,思想就得不到改造,心就不静,心不静,欲望就容易膨胀,就拒绝不了诱惑,一遇到诱惑就容易乱了方寸,就容易被诱惑的绳索绊倒。因此,我们必须要经常认真学习,扎扎实实的学习,从书本上学,从实践中学,深刻体会我们身上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从工作中切实找到切入点并学以致用,努力做一个新时期优秀的管理人员。

其次,我国政府目前已经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的廉政制度,这些制度是基于我们国家的基本国情制定的,符合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基本要求,具有可操作性,体现了我们国家反腐倡廉的坚强意志。总体来说,我们处于一个好的反腐倡廉的大环境下,我们必须做到自节自律、兢兢业业、克己奉公,谨遵社会主义廉政制度,不能为满足一己私欲就罔顾各项规章制度,贪婪索取,最终得到案例中悲惨的结局。

再次,我们还要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是抗住腐败的强大精神力量。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个没有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作支持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近年来,有很多人淡忘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作风,贪图享受,热衷于追求个人和小家庭的安乐,抛弃法规法纪,贪污腐化,走上犯罪的道路。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恪守宗旨,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始终不渝地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此外,我们更要把奉献在岗位,看作是自己天经地义的事情,勤勤恳恳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工作中做到正确地认识自己,真诚地对待他人,表现出做人的人格魅力,以此来激励自己,影响他人,共同进取。

虽然我现在只是一名基层人员,但是我要洁身自好严格监督、严格管理自己,做到踏踏实实、勤勤恳恳的工作,完善行为作风,靠自己的能力选择应有的职位,决不能养成贪婪、不劳而获的坏习惯,对纸醉金迷、一掷万金的做法不向往,不迷恋靠种种所谓的旁门左道。只要我们基层人员都养成了清廉之风,那么贪婪必定失去了滋生的土壤,更不会埋下腐败的种子,从而我们国家将不会出现腐败的现象,走向廉洁的未来。

篇二:《关于反腐问题的系列文章》

李悔之:十个最腐败国家九个多党制能说明什么?

——读戴立言“反腐倡廉与制度建设”系列文章有感

最近一个多月,国内几家极是显赫的主旋律媒体重要版面上,相继刊出戴立言先生《论政党制度与反腐败》、《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吗? 》等七篇畅谈政党制度与反腐败关系的文章。认真拜读之后,如鲠在喉,遂有此文。

戴立言先生无疑是一位罕见的辩证唯物主义雄辩家。在七篇雄文中,他游刃有余地运用经典马列辩证法,逐一批驳社会上广泛流行的“领导干部大多数都是 贪官”、“中国腐败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只有实行多党制才可能达到廉洁”等极是错误或反动的观点。之后,列举了这些年取得的一系列反腐辉煌业绩,并作出这样的伟大结论:“多党轮流执政照样腐败,一党长期执政也可达到清廉”、“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最有利于解决腐败易发多发的问题!”前提是:“我们党需要时间。”

有人曾赞扬伟人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在下看来,戴立言先生“我们党需要时间”这句,乃“字字是真理,一字顶一万句!”

年轻时学写文章,老师这样告诉大家:文眼如画龙点睛之笔。一篇文章有了一处文眼就有了神韵,有了两处就有了深度,有了三处就如烈焰奔腾、龙腾虎跃„„而戴立言七篇雄文中,“文眼”数不胜数。因而文章更具翻江倒海、飞沙走石之势。其中“我们党需要时间”则是最光彩夺目的一处画龙点睛之笔。是文眼中的文眼。

总之,在戴立言先生眼中,当今中国反腐成绩是辉煌灿烂的,反腐前景是光明无比的。只要给党时间,中华民族的未来也是洒满鲜花与阳光的!

戴立言先生的“三个自信”更令人肃然起敬——虽然当今中国的反腐伟业总是不断重复这个规律:二奶、色情、小偷牵引——微博曝光——网络舆情鼎沸——中南海批示——纪委介入——检察院、法院立案。然而在《反腐倡廉与制度建设》系列文章中,戴先生反复强调反腐战线取得的一宗宗伟大成果,并极是自豪地向世人郑重宣告:

“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没有哪一个党、哪一个政府像我们党和政府这样,如此深刻清醒地认识到抓好反腐败斗争对于防止亡党亡国、争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如此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坚忍不拔地抓好反腐败斗争。”

没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绝对说不出这一番豪言壮语的!

为了让读者信服上述豪言壮语,天才的作者在《坚定不移地建设廉洁政治》一文中,引用了“透明国际”对中国的赞誉:“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政府领导人反腐败的决心都是首屈一指的,这同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在反腐败方面的消极、无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之后,戴先生仍感不给力,在《反腐倡廉的成效有目共睹》一文中,还引用了一句出处不明的话:“国际反腐败专家积极评价,认为‘中国的反腐败成绩是足以同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温饱问题、极大地消除贫困相提并论的一个巨大贡献’”。

鄙人注意到:近几年一些平素最憎崇洋媚外的主旋律同志撰写反腐败文章之时,总是津津乐道地引用“国际反腐专家”关于“中国的反腐败成绩是足以同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温饱问题、极大地消除贫困相提并论的一个巨大贡献”的话。怀着好奇心百度N次,却无法找到这位“国际反腐专家”尊姓大名,何时说过这句话。于是放出搜狐,仍踪影难觅;派搜狗上阵,亦无功而返。最后登门请教搜索引擎祖师谷歌,结果仍是崔健的歌——一无所有!

为了避免更大尴尬,还是言归正传吧——

正值亿万国人为无所不在、怵目惊心的权力腐败忧心如焚;太多党内良心人士疾呼:“愈演愈烈腐败之风不刹,必将亡党亡国”之际,戴先生却用种种雄辩的理论和事实告诉人们:中国腐败问题确实严重,但远不是太多人想象的那样糟糕透顶;在政府的英明领导下,中国政府的反腐伟业取得了与养活了十三亿中国人一样的辉煌成绩。„„

看来,国人真不该有啥忧虑,有啥怨言,而是应当充分感恩了。

“坏事变好事”的伟大辩证法再奏神奇效果。

戴立言先生的雄辩才华不服不行!

同样令人叹服的是:戴立言在作出一个个伟大结论之前,总要首先强调:“我们通过认真研究认为„„”或“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和研究认为„„”以证明论证的高度严谨性、客观性和科学性。

“我们”的论证果真“经过认真研究”,或“经过仔细分析和研究”了吗?下面,笔者将对戴立言系列文章中几个代表性观点进行推敲一番。

一、“领导干部大多数是贪官”一说是否具有“真实性”和“科学性”?

在《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吗? 》一文中,戴立言先生用自问自答的语式开篇:{关于政府腐败的作文}.

社会上、网络上,经常有人这样调侃:现在的领导干部,全抓起来有冤枉的,排成队隔一个抓一个有漏网的。那就是说:领导干部大多数都是贪官。党员干部队伍真是腐败到这步田地了吗?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和研究认为,这种观点更多的是人们对腐败易发多发的一种“吐槽”,是网络情绪的一种宣泄,既不具有真实性,也不具有科学性。

不具有“真实性”和“科学性”的主要根据是什么?戴先生这样告诉大家:

“2012年,全国纪检监察机 关通过查处案件共处分约16.1万名党员领导干部,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安全责任事故、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和失职渎职等问题被处理。贪污贿赂类案件处分30315人,仅占同期受处分人数的18.9%,如果把这一数字与全国共产党员总数、领导干部总数相比,比例甚低。”

在对戴立言上述观点推敲之前,很有必要明确一下“贪官”的概念:从法律角度而言,官员利用公权力牟取私利的行为被揭露,并最终确认为事实之后,才是“贪官”;当官员的贪腐行为还达不到法律容忍的极限,只是“贪行”。或曰“亚腐败”;行为超过法律容忍极限却没有暴露的,是为“隐蔽性腐败”。

更多“国际反腐专家”告诉人们:腐败活动、腐败主体、腐败所得的隐蔽性,导致贪腐官员落网的难度极大,因而,古今中外,能被曝光并最终绳之以法的权力腐败历来是冰山一角。而非民主体制权力运行的高度封闭性、隐蔽性、复杂性(“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关系网),导致权力腐败更难易于“捉贼捉赃”。

当今中国,贪腐官员落网难度极大之原因,除了非民主体制权力运行的封闭性和隐蔽性之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权力来源的特色性——在“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上级重用”潜规则下,中国官场早已形成一个个综错复杂、根深蒂固的上下级利害关系网。“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一发不可牵,牵之动全身”,是当今官场“荣辱观”的现实写照。

试举几个案例:

案一、2005年,受贿2385余万元的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案发后,涉案官员达260多人。绥化市50%以上的处级干部都有牵连。马前书记被审讯时为此很不服气:“绥化买官卖官又不是从我马德开始的,我才来绥化多长时间,我所知道的从我前任就开始了,我还送给赵洪彦15万呢!”这样一来,又牵出该省人事厅原党组书记赵洪彦受贿几百万元大案。

对此,人们不禁要问:赵洪彦又该给谁送钱呢?

案二、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系列腐败案,共涉及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

一人落案,顺藤摸瓜牵出218人,战果够辉煌吧?

案三、2004年,齐鲁石化公司两任董事长先后落马,牵出惊人的贪腐案。记者通过仔细翻阅案件卷宗发现:从集团销售部科长、下属企业总经济师,到部分企业的计划员、采购员、技术员,贪污受贿现象大面积存在。被查处的案件,多数是互相牵连的串案、窝案,犯罪人皆是亲戚、同学、老乡关系。从涉及的单位和部门看,凡是重要的生产企业和关键岗位,几乎无所不及。

当初看到上述新闻时,真想对齐鲁石化的上级说一句:你们的下属究竟是公司呢,还是上海滩黄金荣、杜月笙同志领导下的组织?

再举三个更荒唐的案例:

案一、湖南省麻阳县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法院出公函求情。公函称,该同志正值为党和人民作贡献的有为之年,其业务素质也较高,经局党组研究决定,请求法院对其从轻判决。

案二、最近,河南连续曝出5起干部“戴罪任职”怪事:先是固始县国土资源局被曝光存在2名“戴罪任职”3年左右的干部;随后洛宁县住建局又有3名“戴罪任职”干部被披露,然而却无人为此担责。(5月24日《京华时报》)

案三、新华舆情温州6月19日电:涉嫌挪用57万社保资金利息的浙江温州市苍南县社保局局长,原本被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依据群众举报对其立案并办理了刑拘手续。仅仅一周之后,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该官员不仅被检察机关撤案释放,而且很快又走马上任交通局局长。

上述三宗怪案告诉人们:正因为“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一发不可牵,牵之动全身”的厉害关系,导致许多权力腐败纵然事发后仍然很难破案。

纵然一些弄得全国上下沸沸扬扬,导致中南海批示要“严肃处理”的大案要案,因为涉案官员太多,避免打击面太大影响“安定团结大好局面”,最后也往往采取“首恶必办,协从轻判”或“党内教育”的政策。

当今中国,吃皇粮大军已超六千万。“领导干部”究竟多少,恐怕连天才的雄辩家戴立言也未必太明了。而从一年因贪污贿赂类案件处分30315人来看,犯罪率确实比例不算高。从这个角度而言,说“领导干部大多数都是贪官”,确实“不具有真实性”。也不“具有科学性”。但30315这个数字,从某一个角度,恰恰证明了反腐的极端艰难性——只有极少数贪官能被挖出来。

二、十个最腐败国家九个多党制说明了什么?

在《论政党制度与反腐败》一文中,戴立言先生仍然用自问自答的语式开篇:

“有人在社会上、在互联网上散布一种观点:‘中国腐败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只有实行多党制才可能达到廉洁’。事实真是这样吗?我们通过认真研究认为,不管是一党制、两党制还是多党制,其与腐败的发生率及治理效果的关联度不能妄下结论。断定某种政党制度必然导致腐败高发,与断定某种政党制度一定带来廉洁政治一样,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缺乏理论支持。”

“中国腐败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只有实行多党制才可能达到廉洁”的观点,诚然违反戴立言先生他们最喜爱的唯物辩证法。只能说:中国腐败问题如此严重,根本原因是XXXXX执政”。因为纵然是多党轮流执政的民主国家,也无法完全消除腐败。只是将腐败降低到最低点。或相对减少腐败。

宪政民主国家之所以能将腐败降低到最低点,或相对减少腐败,相互制衡的权力,独立的司法、独立的新闻媒体、虎视眈眈的在野党和民意代表,透明的、非经议会批准不得列入政府预算和公共开支的财政制度,是一个关键因素。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小政府大市场”的制度,极大地减少乃至堵塞了腐败的源头。中国落网的贪官动辄涉案金额数千万、数亿,其中有一个极为重要原因就是“大政府,小市场”的机制,导致官员手中权力太大,权钱交易的机会太多。而宪政民主“小政府,大市场”的机制,使权钱交易的机会十分微弱,有力地消除了腐败的土壤。对此,龙应台在《台湾人为何不想统一》一文中这样描述道:

篇三:《高中生作文借鉴---论反腐》

俄罗斯十年“反腐路”告诉中国什么

2014年10月12日 09:23郎咸平

“依法治国”不是最近才被政府重视,它其实始终贯穿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中。但为什么在政府三令五申之下,依然出现了“老虎”打不完、“苍蝇”拍不尽的遍地贪腐现象?包括运动式反腐在内的各种手段,哪个能够彻底杜绝腐败?

以“依法治国”为讨论主题的第十八届四中全会,即将在2014年10月召开。但我们必须厘清一个思路,“依法治国”不是最近才被政府重视,它其实始终贯穿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中。但为什么在政府三令五申之下,依然出现了“老虎”打不完、“苍蝇”拍不尽的遍地贪腐现象?包括运动式反腐在内的各种手段,哪个能够彻底杜绝腐败?

对于如何预防惩治腐败的问题,我们的专家和学者也都给过建议,归纳起来大概有三个类型。第一类,也是谈得最多的,叫作“高薪养廉”。以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特区为例,这两个地方的政府的清廉排名绝对位居世界前列,同时这两个地区政府的官员的工资也非常高,所以就有人建议,说我们的政府应该仿照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实行“高薪养廉”。第二类,运动式反腐,也就是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第三类,像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一样,成立廉政公署或者贪污调查局之类的监察机构。但是,对于这三个思路,我的感觉是,都不一定行得通。为什么这样讲?我接下来一一跟各位分析。

高薪能够养廉吗?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各位,不能。我给各位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中国古代曾经实行过“高薪养廉”,但都没有成功;宋朝的王安石推行过“高薪养廉”,结果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王安石发现,人的贪欲是无止境的,无论你给官员多少钱,他都不会满足。还有清朝,清朝从雍正皇帝开始就有了“养廉银”,就拿晚清名将、台湾巡抚刘铭传来讲吧,他的年俸是155两白银,各位猜猜看,他的“养廉银”是多少?1万两白银,相当于本薪的65倍。而且刘铭传不是个例,因为清朝官员的“养廉银”普遍是本薪的10~100倍。但结果呢,清朝末年的腐败令人咂舌。

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媒体经常说的新加坡版“高薪养廉”。那各位晓不晓得,我们完全搞错了新加坡的“廉政”与“高薪”的关系。新加坡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腐败是非常严重的,后来,新加坡在1952年成立了新加坡贪污调查局(CPIB),李光耀总理上任之后,给予了这个部门绝对的权力,严厉打击了腐败,腐败问题得到了解决。而所谓的“高薪”是新加坡1994年才推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完全搞错了“廉政”与“高薪”的因果关系。另外,新加坡的“高薪”并不是针对所有公务员,而只是总统、总理、部长一级的,而普通公务员的平均薪酬跟一般企业人员差不多。我们作了一个调查,新加坡公务员的平均月薪只有社会平均水平的90%,相当于新加坡建筑工人的工资水平。

其实,除了新加坡,挪威和瑞典政府的廉政程度也都排在全球前十,那它们的公务员薪水是什么状况呢?我们作了一个计算,挪威公务员的薪水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2倍,瑞典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是社会平均工资的0.99倍。也就是说,这两个国家的公务员并没有享受高薪,但却廉洁。这说明,“高薪”和廉政并没有什么必然关系。

俄罗斯的腐败问题一直都非常严重。从普京第一次当总统开始,俄罗斯就开展了持续10多年的运动式反腐。普京上任的第二年开展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反腐行动,叫钓鱼执法。什么意思?就是执法人员用钱引诱官员受贿,来测试这个官员的忠诚度和忍耐力,看官员们能不能经受住诱惑。透过这个方法,仅在2002年初,普京就已经把俄罗斯的交通部长阿克肖年科、总统办公厅主任沃洛申、天然气工业公司第一副总裁舍列梅特、国家杜马代表戈洛夫廖夫等高官、高管拉下了马。到了2007年的时候,普京还下令出台了“反腐标准计划”,这里面有一条非常有意思,要求在官员会见商人的地方安摄像头;另外,还建立公务员举报网,发动老百姓揭发官员的腐败行为。

普京卸任后,梅德韦杰夫上台,他也开始了一系列打击腐败的行动。也就是说,从2002年开始到2012年,这10年里从来没停止过反腐败行动,而且,力度特别强、攻势特别猛。但是结果告诉我们,俄罗斯的运动式反腐,基本没有取得任何重要成就。因为根据国际反贪组织透明国际的调查,从2001年到2011年这10年里,俄罗斯的贪污受贿案增加了7倍。俄罗斯官员腐败行为愈演愈烈,甚至渗入到每个环节,俄罗斯媒体还曾经公布了一份政府腐败价目表,根据这个价目表,俄罗斯老百姓要想快点拿到出国护照,得向官员行贿500~700美金;为免服兵役,行贿1万~2万美金;让孩子上个好小学或者中学,行贿1000~3000美金;如果是差生想上名牌大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