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中等收入陷阱定义与策略》
中等收入与中等收入陷阱
1.1中等收入的内涵
所谓中等收入，一方面，它既可以根据GDP或GNI的相关指标来说明，另一方面，亦可以依据中等收入群体来说明。
按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这一统计指标，世界银行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组，大致分成: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2015年的最新分组标准为:人均国民收入低于10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1046至1273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高于1273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2015年世界银行所统计的215个经济体中，高收入国家80个，中等收入国家104个，低收入国家31个。以收入水平这一分配指标作为依据，可以判断哪些收入者可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构成因子。按照收入的标准，学者划分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口径大致有四个:人均年收入1万一10万元和户均金融资产3万一10万元的群体;个人人均年收入及财富拥有量折合人民币在2. 5万一3. 5万元，家庭(以核心家庭的三口之家两位就业者为参照)年均收入在5万一7万元为基准;家庭财产达到45万元;年收入在1万一5万美元之间的核心家庭。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目前对“中等收入者”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明确、统一的、能够获得广泛接受的界定标准，使得“中等收入者”成为一个内涵与外延都难以准确把握的、不确定性的群体。
1.2“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e trap)这个概念是由世界银行于2006年首次提出并使用，是指“各国赖以从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国家攀升是不能重复使用的”。其内涵是: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一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长期无法得到根本解决所引发的社会和经济矛盾，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国际上因为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过度城市化、就业困难等等原因，从而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指的是拉美的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亚洲的伊朗、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有些则在较长时期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而难以自拔，或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不前，有些则刚刚走出中等收入阶段，又重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
1.3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联系与区别
“收入分配差距”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居民之间按照同一货币单位或实物单位所表示的收入水平差别以及居民收入在社会总收入中占有比重的差别。{中等收入陷阱特征}.
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最早提出了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即基尼系数，从而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的状况。按照基尼系数，系数越低表明收入分配越合理，越高表明收入分配越不合理。国际上通常把0. 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己接近0. 5，超过了国值得说明的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并不是一个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它只是一个充分条件。因为影响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有很多，例如: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模式问题、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问题、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问题等等，而收入分配问题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之一。只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贫富悬殊，甚至两极分化是所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都存在的最为突出的共性的问题。因此，贫富悬殊导致的社会问题可能会引发一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但不是用来判断是否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比如在美国，虽然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差距也较大，但美国人均GDP比重较大，是高收入国家;同时，中等收入群体比
重较大。由此可见，如果收入分配差距在一个合理的度的范围内，虽然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会出现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但并不会影响经济增长，更不会致使一个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反之，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在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资本积累的快速增加，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就是说收入分配不平等是一个必要条件。当然，我们并不是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越大越好;而是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在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找到二者合适的结合点，实现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平衡，也就是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差距，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挑战及现实意义 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为7400美元，已经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中国在1997年及以前一直都属于低收入国家，1998年进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目前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值。[3] 因此，只要中国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将会在2025年左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从而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完成从低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
4.1中国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
中国存在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其可能的诱因有以下几方面:
1.政府职能错位。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以高效稳定的经济政策为手段，一直保持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近些年，由于政府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行使其职能与市场功能的错位，致使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严重失衡，负面效应逐步凸显，表现为经济增长并没有给民众带来更多的实惠。
2.收入分配格局严重扭曲。“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分化严重。而中国当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可能导致因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分化严重，引发社会矛盾。因为中国的收入分配机制严重偏向政府和企业，其结果是初次分配及再次分配的不平等、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等原因造成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严重制约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3.需求结构失衡。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在国际上经济地位的提升，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己难以成为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中国必须以扩大内需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由于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严重扭曲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所占比重约为15%-20%0 2001年到2010年中国的消费率从61. 4%下降到47. 4%，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5. 3%下降到33. 8%，国内消费需求严重不足，造成需求结构失衡。而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发达国家都加强了本国的高新技术输出，而中国过去所具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也不再有。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如越南等也正在利用比中国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向外输出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若再过度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己经无法保证稳定的GDP增长率，这在客观上也加大了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中等收入陷阱特征}.
4.城市化发展质量不高。众所周知，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加大了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国家富强的体现，但是在城市化过程中中国也面临着众多的挑战。按照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来看，城市化应该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以及基础设施和制造业{中等收入陷阱特征}.
的腾飞。而中国的实际情况确与之不相符，城市化进展相对滞后，无法与工业化以及制造业的发展相匹配，随着大量农业人口涌入城镇，各种就业压力以及住房、医疗配套等都无法得到保障。城市化与工业化脱节，城市化发展整体质量不高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诱因之一。
4.2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挑战
4.2.1收入分配差距大导致内需不足
在众多导致中国内需不足的原因当中，居民消费有效需求不足是主要原因，特别是一些中低收入家庭没钱消费。有资料显示，2008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全国为11242. 85元;占一成的最低收入家庭为4532. 88元，占一成的低收入家庭为6195. 32元，占二成的中等偏下家庭为7993. 67元，占二成的中等收入家庭为10344. 70元;占二成的中等偏上家庭为13316. 63元，占一成的高收入家庭为17888. 18元，占一成的最高收入家庭为26982. 13元。2008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全国为3660. 68元，低收入家庭为2144. 78元，中低收入家庭为2652. 77元，中等收入家庭为3286. 44元，中高收入家庭为4191. 25元，高收入家庭为6853. 69元①。由此看到，在中国家庭中，中等及其以下收入家庭占绝大多数，且这些家庭均未达到平均消费水平，所以这些家庭成员消费水平偏低，因而导致整个社会消费需求不足。如果这部分的家庭收入能有所提高，拉动消费，则中国的内需就会有很大提高。
由此可见，口益加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不仅成为经济结构失衡、内外需失衡的重要原因，也锁闭了中国经济成长阶段最重要的内需增长。也是成为诱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及阻滞经济发展的症结，威胁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必须加大力度调整收入分配制度，特别是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只有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中国经济才能秉持客观、公平及合理的原则，使经济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4. 2. 2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导致产业结构升级缓慢
中国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要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由于中国主要是以劳动和资源密集产业为主，随着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成本的提高，经济要继续增长就要求产业结构必须升级，这也是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面临的最大风险。
欠发达地区的优势就在于廉价的劳动力。例如，在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沿海地区，通过资本与廉价的劳动力结合，产生了“深圳模式”、“苏州模式”等等经济奇迹。除此之外，廉价劳动力吸引了外资的进入。如果发展策略正确，逐步通过积累资金、产业升级，就可以发展成具有竞争优势的发展之路。相反，如果采取的策略不当，欠发达地区就会形成比较优势产业刚性。有关经济史的研究表明，经济发展一旦选择低效增长或高效增长之路，这一道路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产生自我强化的现象。如果一味固守廉价劳动力优势，欠发达地区就可能形成产业刚性，落入比较优势陷阱之中。
由于中国具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市场，中国一直采取的粗放型、外延式的扩张模式。一是，这种片面依赖廉价劳动力的方式会导致技术进步缓慢和资本劣质化，虽能避免风险，但也导致企业的技术及设备的落后。二是，会导致企业的技术开发投入乏力。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企业通常处于产业链的低端，经济利润不高，因此很难有足够的资金进行产业研发，导致技术进步缓慢。三是，会造成技术人才成长的缓慢。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盈利会使企业不注重对劳动者的职业培训。这种不重视劳动者培养的方式会削弱劳动者自身发展的能力和对下一代的培养能力，是对劳动力资源的破坏，使市场缺乏高素质劳动力，形成经济发展中的恶性循环，导致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人类的生产活动最终还是会以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生产方式为主。因此，中国要以长远眼光看待比较优势的发展方向，调整产业结构，逐步完成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等收入陷阱特征}.
4. 2. 3城市化与工业化脱节
国际经验表明，过度城市化的倾向通常会在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转变过程中出现。如果城市基础设施和就业机会不能同时跟进，随之出现的贫民窟现象会严重影响城市的发展。中国己经进入工业化的中期后端，但是城市化还在初期阶段，统计数字上的城市化45%似乎和世界平均水平50%相差不是很大，但是真正城市户籍人口的城市化水平是28. 6%，严重偏离了世界一般水平，这是现在内需不足的基本原因，因为中国农村收入水平只相当于城市人的1/5到1/30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中国两亿农民工由于户籍等制度约束难以进城落户，打工收入难以负担口常开支，使得他们很难真正成为城市居民。除此之外，有些地方政府以依靠城市化投资来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导致农民被城市化。这将造成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脱节，制约经济的发展。
4.3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意义
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充分利用国际发展契机，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不断深化改革，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一员。特别是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国表现出了前瞻性的政策，不仅平稳度过经济危机，还攀登上经济发展与富民强国的新台阶。纵观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路，其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矛盾不断积累、利益格局急剧变化的过程。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正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尤其是在“十二五”这个发展关键期函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更高水平迈进。而且，中国的未来发展之路不仅关系到本国，更关系到整个世界。
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是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以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必须付出巨大努力，这不仅关系到经济发展问题，还关系到政治、社会等问题。所以保持经济的稳健增长和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是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挑战必须处理好的二个问题。
1.中国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己积累了一定的生产能力，作为“世界工厂”，持续发展的经济口益凸显了消费需求的地位，这就对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己不能满足如今的发展要求，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缩小收入差距。居民收入水平与各种内外经济不平衡有很大关联，并且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基础。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更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因此，改变目前国内居民收入不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避免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选择。
2.要提升产业结构，构造经济增长新动力。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必须进行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及经济结构调整。以往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己越来越受到发展制约，只有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才能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
3.要使经济健康长久发展，就必须促使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理性的城市增长才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保障，通过大力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等，进一步扩大城市就业，促进农民工城市化。城市空间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和科学的城镇发展规划才能创造良好的程式环境，进而提高经济发展空间，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4.在政府职能转变中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政府必须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以促进社会公平为己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另外，政府必须明确自身的治理边界，杜绝政府越位、错位、缺位的现象，充分利用优化配置资源及发挥市场激励创新的功能，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真正实现由经济发展型向公共服务型民生型政府的转变。只要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坚持改革开放，中国树立的榜样作用将极大激发其它中低收入国家的信心。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与建议
5. 1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改善收入分配差距
党中央这几年不断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收入分配关系，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从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的格局看，中等收入群体所占比重约为150i0-2o0i0，而口本和韩国在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之前，中产阶级群体己占人口的7o0i0以上。虽然近几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在稳步上升，但比起高速增长的GDP，依然不相匹配，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还是金字塔型结构;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合理，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要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占多数及较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就是要着力转变这种不甚合理的“两头大，中间小”的社会阶层结构，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1.要改善收入分配差距，不能急于缩小收入差距本身，首先是要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从而消除一些体制和机制的障碍，加快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这样才能缓解收入不平等带来的社会压力;同时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和环境，形成一个自由顺畅的收入流动机制，给民众营造更多的增收机会，不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加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2.要保护现有的除垄断行业的普通员工外，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中等收入群体，他们也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国家公务员工资制度，同步推进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确保其收入水平不降低而且随着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
3.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就要提高部分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因此就要充分发挥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作用，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使更多的低收入者升级到中等收入群体。
4.中等收入群体是扩大消费需求的主要群体。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最近做的一项研究表明，亚洲中产阶级(包括中国)大规模持续的消费需求不是来自于富人，而是来自于中低收入者收入的增长。其数据显示:中国每天消费2美元到20美元的中等收入者对中国消费总额的贡献率是79%，而中等收入者只占总人口的66%。所以要推动中国消费需求的增长，就要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5. 2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农村居民收入低下是收入分配领域内的主要矛盾。目前，中国城市化率只有46. 6%，中国的城市化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对扩大中国的内需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因为农民进入城镇不仅能带来大量的消费，而且也为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业带来巨大需求，同时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经济理论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己经证明，当一国的工业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城市就会发挥聚集效应，人口及财富就会向城市集中。因为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高度集中的城市第二及第三产业发达，且比较利益高于农业，农民在城市就业可获得比从事农业更高的收入。所以要打破阻碍城市化进程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包括宏观体制上和城市内部体制的人为因素，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和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
1.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因素，加强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形成一个自由顺畅的收入流动机制，营造一个机会公平的环境。同时，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供给制度，使农民收入能有较快的增加，以缓解因收入不平等产生的社会压
篇二:《中等收入陷阱辨析》
“中等收入陷阱”辨析
江时学
2013-04-12 10:06:02 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2期
【内容提要】“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提出的概念，其含义是：一个国家在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会陷入这样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它的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它的产业结构不是以科技创新为基础。其结果是，这样的国家既不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也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由此可见，“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指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上或现代化道路上遇到的一切问题，也不是指一个国家长期不能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在一定意义上，将人均GDP能否达到12196美元（或12276 美元）视为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完全是一个伪命题。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中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在增加。因此，中国必须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力度，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尽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等收入陷阱特征}.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国家 劳动力成本 竞争力 拉美 中国
近几年，国内学术界极为关注“中等收入陷阱”。在谷歌的搜索引擎中输入“中等收入陷阱”，可获得120万条结果。然而，在研究这一课题时，许多学者曲解了这一概念的含义，因而提出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本文力图从“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入手，指出国内学术界在理解这一概念时出现的偏差，并回答拉美和中国是否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何谓“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特征}.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的由来，国内外学术界有这样一种共识：它最初是由世界银行提出的。通过检索因特网，我们发现，世界银行在2006年11月出版过一个关于东亚如何应对全球经济疲软的报告。在这一报告中，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指出，“中等收入国家如要繁荣，必须采取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措施。这一建议与以下事实是吻合的：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既不及富国，也不如穷国。”这些经济学家还认为，中等收入国家处于工资水平更低和竞争力更强的穷国与富于创新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夹缝中。但这一报告没有使用“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名词。
2007年，世界银行曾发表了题为《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的研究报告。在这一报告中，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由于缺乏规模经济，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不得不努力保持其前所未有的高增长率。以生产要素的积累为基础的战略可能会导致持续恶化的后果。这一后果必然会出现，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会下降。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美和中东是中等收入地区，但它们无法走出这一陷阱。 这是世界银行第一次提到“中等收入陷阱”。
2010年，世界银行发表了题为《有力的增长与不断增加的风险》的研究报告。在这一报告中，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美和中东的许多经济体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一陷阱中，作为高产、低成本的生产国，它们力图在工资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但无法提升其价值链，也无法进入正在不断扩大的、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产品和服务市场。
尽管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在上述3个报告中未能明确地界定“中等收入陷
阱”的确切含义，但我们从字里行间能得出这一结论：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会上升,而它的产业结构及科技创新却未出现显著的改善或进步。其结果是，它既不能与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也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从而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换言之，世界银行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指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一切问题，而是指劳动力成本上升后遇到的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况。
一些外国学者对“中等收入陷阱”定义的解析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其真实的含义。例如，秘鲁学者路易斯•阿布加塔斯-马杰鲁夫（Luis Abugattas-Majluf）认为，向技能密集、技术先进和劳动生产率更高的生产活动过渡，是约旦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方法。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认为，只有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减少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印度尼西亚才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日本学者大野健一（Kenichi Ohno）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之间的“玻璃天花板”。第一阶段是外资引导下的简单的制造业；在第二阶段，支持性产业（supporting industries）开始发展，并通过从国外直接购买或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等形式获得技术； 在第三阶段，国内企业掌握了生产高质量产品所需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第四阶段的特点是创新和产品设计。
美国学者爱娃•帕斯（Eva Paus）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描述这样一种状态：一方面，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在生产一般性出口产品时无法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另一方面，这个国家尚未建立起能够生产以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为基础的商品和劳务的能力。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是无法向更高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她指出，经济发展是经济和社会变革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生产
结构不断地向增加值更高的生产活动进化。换言之，中等收入国家总是面临这样一种挑战：如何从大宗商品生产向知识密集型生产活动过渡。
帕斯还认为，中国在国际贸易领域已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因此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发现自己难以在低工资密集型生产领域与中国竞争；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尚未培养出能在高生产率领域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的生产能力。其结果是，它们面临着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当然，我们不会同意帕斯将其他中等收入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归咎于中国。但从上述外国学者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较为狭窄的。它不是指一个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所有问题和挑战，而是仅仅指劳动力成本提高后如何对产业结构作出相应的调整。
2013年2月16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有一篇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章。这一文章在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时写道：“富国自夸拥有最好的技术，穷国则认为自己拥有最低的工资，而中等收入国家却既没有最好的技术，也没有最低的工资。” 言下之意时，中等收入国家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被动局面。这一文章认为，中等收入国家可通过制度建设来避免陷入这一陷阱。
然而，在国内学术界，“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却被常常被曲解为以下三种意思：第一，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在发展道路上长期趑趄不前，从而无法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第二，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有些发展中国家在低收入阶段积累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会集中地爆发。除经济增长乏力以外，这些国家还面临着贫困化现象加剧、“三农”问题成堆、劳动力转移困难、城市化速度过快、收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金融体系脆弱、通货膨胀率居
高不下、社会凝聚力弱化、腐败司空见惯、毒品泛滥成灾以及社会治安每况愈下等问题。第三，有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因为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失灵，政府无法应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各种挑战和系统性风险，内需疲软导致过度依赖外需，等等。
2010年，《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了50位国内专家、学者的意见后，列出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十个特征：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 该杂志发表的多篇文章认为，拉美国家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综上所述，在国内学术界，许多人将“中等收入陷阱”当作一个“筐”，把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一切问题都“往里装”。
二、“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数字游戏”
世界银行对“中等收入陷阱”所作的定义未能明确告诉我们如何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陷入了这一陷阱。但有些学者认为，世界银行在2009年将人均国民总收入（GNI）12196年美元以上的经济体作为高收入经济体，996美元至12195美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长期不能达到这一指标，它就可被视为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他们还断言，“2011 年是南美大陆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元年”，因为根据有关国际机构的统计，2011 年智利和乌拉圭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了世界银行在2011年7月公布的为高收入经济体设定的12276 美元这一界限，率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