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20141122一个人的故事》
一个人的故事
漆黑的夜，远处微弱的灯光也暗示了雨夜黑暗的威力。即使无风，街上也没有一个人，甚至都会怀疑小镇上的路灯是否都被人忘记打开了，兴许也只有小镇的街才如是这般，却又恰逢这春雨连绵的季节。日子就显得格外懒散而又凄凉，更甭说夜晚了。若无风，那就显得更安静了。时不时的微风抽打的树叶，那声音噼叭噼叭的，时而沙沙作响，让暗夜的人们不寒而栗。也就在这平凡而又特殊的夜里，
篇二:《一个人的故事》
一个人的故事
我听过一个故事，一个人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是个瘦瘦的高高的女孩。薄薄的嘴唇看起来能说会道，但实际上却是沉默寡言。 一般来说女孩子都喜欢三五成群的，但这个女孩不一样。她跟我说她小时候就很寂寞，没有朋友。其实也不应该这么说，她曾经有机会交到朋友的，但她自己拒绝了。
她一直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乡下，宁静的小村子，村里有四处溜达的黄狗，有会伸着长长的脖子追着人跑的大白鹅，还有傍晚时分从家家户户高高的烟囱里冒出的股股炊烟……
她的名字叫做铭，乍听起来像是男孩子的名字，至少当时我是那么认为。她说她小时候其实也就是男孩子性格，爬到槐树上摘槐花吃，从高高的地方跳下感受风托住自己在空中飞翔的一瞬间快感。
同龄的孩子玩沙包跳绳也会喊上她，但她统统拒绝，为什么拒绝，她说她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不想跟他们玩。就这样，久而久之，也就没人再喊她一起玩了，可她也没有孤独的感觉，她觉得一个人挺好的，干吗要黏在一起像亲姐妹一样呢？
幼儿园时她学习不好，也不会唱歌跳舞，老师压根就不重视她。有一天她上学迟到了，手里握着馒头的她站在操场最前面接受正在做早操的那些同学的目光洗礼，她的两位女老师津津有味地看着她的窘样，微笑着。她的脸几乎要贴到胸口上。她多么希望老师让她回教室或者走进自己班级的队伍里和同学们一起做操，可她心里的呐喊那两个老师丝毫感受不到，她们双臂交叉放在胸前，时而看看正在做操的学生时而看看站在一边的她，穿黄衣服的女老师还笑着对穿蓝衣服女老师说，你看她手里的馒头……
她对我说那天早上她感受到了人生中的耻辱，而那份耻辱将伴随她一生一世，直到现在她都有时会忍不住想起那个有着薄薄雾霭的早晨以及那个早晨所发生的一切。
从那之后她就开始用功学习，她发誓要被别人看得起。
或许是自己心诚，用功，她成绩越来越好，三年级时已是稳居全班第一，每个学期的奖状她都是第一个从老师手中接过。
班里成绩好的学生很容易会形成一个小圈子，那个圈子里的学生都会貌似很高明地谈论学习上的问题，他们喜欢凑在一起。成绩差的学生很少融入那个圈子，有的甚至连话也不跟那个圈子里的人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卑。
可她也不属于那个小圈子，尽管她成绩拔尖。
有人问她问题，她也会跟他（她）讲解，但若再说些其他的，她就不愿意了，她总是以微笑作为沉默的面具，时间久了，那些成绩好的人便说她高傲，孤芳自赏，她知道了也无所谓，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不做朋友得了。她还是觉得一个人很好。
星期天的时候她会跟奶奶去田野里割草喂羊和牛，或者和爷爷去菜园里给瓜果蔬菜浇水，再或者，自己一个人跑到打谷场上看天上飘来飘去的白云。
小学毕业后她考上了县一中，开学那天她一个人背起书包拎着行李去报到。在那里就读的三年时光里她仍然独来独往，同宿舍的女生都在背地里说她看起来很温和实际上特孤僻。她知道她们的议论，但也只是一笑置之。
所以初中三年，她仍只是一个人。
进了高中，因为一个女孩子的出现情况稍稍有了点变化。。
女孩叫西岚，是她的宿友。
那时她在学校的书店做兼职，每周周末工作两天，五十块钱。
西岚好像很喜欢读书，经常去书店逛。第一次去书店买书遇见在收银台边坐着的她西岚多少有些吃惊。她有些笨拙地用手比划了一下，西岚便点点头，笑着说，那你在这里可以看很多书呢，好羡慕你。她笑笑，刚开始她也确实是抱着那么一个想法来的，但后来她渐渐发觉在书店她面对很多书但看的却很少，因为生意好，她得不住地收钱找钱。渐渐地，她觉得有些
倦了。
那一天下雨，店里没什么人。她坐在桌前看书，正看着觉得有些饿了，一看手表才知道已经中午了。可外面的雨下得正大，怎么去吃饭呢？
她看见有人打着伞往这边走来，她突然有种预感：那个人是西岚。
没想到竟然真的是她。她将伞收好放在外面，手里拿着一只塑料饭盒走了进来。
那是第一次有人给她送饭。虽然最后她拒绝了。西岚捧着饭盒离开时回头看了她一眼，说道，我不知道你心里有什么事，但我想让你知道你并不是孤单的。
她拒绝西岚对她的好，但西岚还是照样对她好，她生病她就帮她请假，她没吃东西上课她就会塞一袋牛奶给她，她坐在操场看云，她也坐在旁边陪着她看。
慢慢地，西岚为她做的一切感动了她，她开始接受她对她的善意。再后来，她们成为好朋友。一起散步、洗澡、逛街、吃饭、在书店看书……她甚至将西岚认定是这一辈子的最好的好朋友，无人能够超越。
曾经觉得一个人好的感觉正在慢慢消失，因为有一天西岚有事没和她一起吃饭她竟然感觉特别孤单，特别想找个人和自己一起去吃饭。那一刻，她突然有些恐慌，她觉得自己不再是原来的自己了，她开始害怕一个人的生活了，而在这之前她是习惯一个人的，习惯一个人的无拘无束。
也许从现在开始真的会有变化吧，她看着天上变幻莫测的云朵想道。
本以为一切都是美好的童话，两个好朋友相亲相爱，但没想到一次意外的偷听结束了一切。 那天她刚从家里回来，带了奶奶做的葱油饼，当她高高兴兴地要去找西岚想跟她一起分享美味时，走在她前面的两个女孩子的对话传进了她的耳朵。
……
你认识一个叫王铭的吗？
认识啊，我和她初中是一个学校的，很奇怪的她，都不怎么和人说话的。
可她现在跟一个女孩子很好哎！
切……我知道你说的是谁，我跟你说，那个女生根本就不是真和她好，她初中时也是我们学校的，那时有人跟她说王铭很拽不跟人说话时，她就跟人打赌，说王铭一定会和她成好朋友，听说赌注是一台数码相机呢，真无聊，都是钱烧的……再说了，王铭那么孤僻的性格，如果不是为了达成目的不得不跟她接近，谁受得了啊……
这样啊……我还以为她们真的很好呢……
别被假象迷惑啦，现在恐怕那个西岚正跟当年打赌的人说王铭对她怎么怎么好呢……
脸上的笑容瞬时褪去，双手颓然地滑下，葱油饼落到了地上。前面的女生没注意，自顾自走了。
她跟我说，那一刻她几乎崩溃。
这就是自己曾经以为会地久天长的友谊？一直以为她是真心对自己好的，却没想到原来她是另有目的的，只是为了赢得那个赌局，那台数码相机，她把她当棋子，而且还是最关键的那颗。她可真是抬举自己啊！
我问她，那你有没有当面问西岚，那个女生说的也未必是真的啊？
她抬头看了看天上（原来她真的很喜欢看云）说道，我不敢问，我怕真的是那个样子的，那样我想我会受不了的。我一直把她当最好的朋友的。
最好的朋友却不敢信任，人啊……真是神奇的物种。
故事的最后就是她又恢复了以前的样子，仍是对他人微笑，对他人抱有一颗善心，但对于友谊对于朋友这件事她再也不敢奢望了，曾经的一次小小奢望结果就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这样的经历她不愿再要了。
一个人行走，一个人看云，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玩，她还是一个人，可现在她还是不会感觉
孤独，因为自己是不会欺骗更不会背叛自己的，自始至终，她都只是一个人，而那一段友情，对她而言，也仅仅只是一段插曲而已。
篇三:《一个人的故事》{一个人的故事}.
多年以后，我爷爷回到阔别20多年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从脑血栓病发作后就腿脚不太灵便的他进到帐篷里，推开专门给他准备的椅子，把拐棍一甩，抬腿就上了炕，一盘腿坐了下来……就像当年他骑着马去拜访团场里的哈萨克牧民一样。那一刻，时光倒流，举座皆惊，兵团老兵，青春依旧
我爷爷名叫冯光隆。他原本并不叫冯光隆，他的名字和他的命运一样，在1948年被改变。
那一年，山西省离石县穆问村解放区政府动员青年参军，刚刚新婚一年的22岁青年农民冯吉喜入伍，成了解放军。新兵报到时，文书把他的名字弄错了，冯吉喜从此变成了冯光隆。错了就错了，他说名字嘛，叫啥还不是一个样。
2008年6月，在时隔20多年之后，冯光隆再次回到农四师77团，在77团的草原上留影
新兵们过了黄河到陕西，被补充到王震率领的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当天下午发枪，晚上就攻打合阳城。城攻下了，一起去的离石新兵却死了十来个。从此，爷爷认定：“打仗怕也没用，子弹不认人。弄不好跑得快的不死，跑得慢的还死。所以我就听指挥，让跑就跑，让卧倒就卧倒。”
就这样，他幸运地活着转战陕西、青海、甘肃等地。
1949年9月25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通电起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2军(即原来的二纵)挥师西进。2军6师18团3营7连8班班长冯光隆——60年之后依然能不假思索地报出自己部队番号的我爷爷，成为近9万进疆部队中的一员。
铸剑为犁
2军进疆后，从吐鲁番向南，直奔南疆。
2军的前身是著名的三五九旅，没想到，“又站岗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的历史重演了。
1949年12月，毛泽东发出指示：“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新疆军区发布大生产命令，规定：“全体军人一律参加劳动生产……不得有任何军人站在劳动生产建设战线之外。”
根据《新疆军区1950年生产总结》，1950年新疆解放军实际参加农业生产的共66148人，其中2军24302人。
刚从硝烟深处走出就立马拿起锄头，有的战士想不通。上面一直说：困难是暂时的，赶走小日本，打败国民党，就有好日子过。可是现在比南泥湾还苦，啥时候是个头呢？
部队里流传着顺口溜：“戎装未卸放下枪，扛起镢头去开荒，文不文来武不武，愧穿一身黄军装。”戏称自己是装甲(庄稼)兵。
为了鼓励大家安心劳动，6师师长张仲瀚写诗一首：“大军十万出天山，且守边关且屯田。塞上风光无限好，何须争入玉门关。”
爷爷觉得种地比打仗苦。每人分给一大片荒地，从早到晚，十几个小时地干。早上走的时候带几个馍馍，饿了就地吃。爷爷常常是觉得肚子快饿了，就把馍馍掰成两三块，紧走几步放到前面的地上，再回去挖地，挖到跟前了再吃。在库尔勒炽热的太阳下，新鲜的馍馍掰开后没多久就晒干了，要想早吃就得挖快一点。
种地用的是坎土曼。坎土曼虽然重却挖得宽，用惯了挖得快，所谓“坎土曼开荒气死牛”，多的时候一个人一天能挖三亩地。爷爷也挖到过三亩地，被奖励一袋莫合烟。
开荒时，早上天不亮就出去，晚上收工回来，天黑得经常是连住的地方都找不到了。因为住的都是地窝子，看上去都是土堆堆。
种田离不开水。部队春夏开荒，秋冬接着挖渠，一天都不得歇。爷爷和战友们一铁锹一铁锹地挖出了著名的十八团渠，这是一条42公里长的渠道，连接孔雀河水与焉耆南大渠，可灌地20万亩。爷爷说那个时候最苦，比种田还要累。起早贪黑地干，冬天地冻住也不停。每人每天都有任务，几个立方要挖完。
有的人累得抱怨，“还不如在战场上喂了子弹呢”，但抱怨归抱怨，部队的开荒业绩斐然。
1950年，新疆驻军开荒96.2万亩，播种83.5万亩，完成计划的140%多，收获粮食3427万公斤，棉花37.5万公斤，油料185万公斤。当年全军粮食达到自给7个月。
剿匪平叛
在大生产的同时，部队还进行着剿匪平叛。当时北疆、南疆都有武装叛乱，叛乱的频发区在北疆。
解放军进疆的驻防安排实际上已经初步奠定了日后兵团的布局。进疆初期，2军进驻南疆，6军进驻北疆，主要力量都部署在战略要地。爷爷所在的6师师部驻焉耆，扼南北疆咽喉。
1951年6月，已经当上副排长的爷爷被选派去迪化(后改名为乌鲁木齐)的第二步兵学校学习。原本说是学3年的，后因剿匪部队不够用，步兵学校的1000多名学员被临时调去剿匪。
当时新疆最大的匪帮首脑乌斯满已被擒，4月底经公审处决。他的儿子谢尔德曼继续在奇台南天山一带抢劫、搜罗武器，杀害进行生产的解放军。
爷爷被分配把守山路的隘口。他说，剿匪比打国民党困难。土匪熟悉地形，消息灵通，大部分都骑马，今天打了，明天跑到哪里去了都不知道。他们经常晚上骑马突围，马快得很，架机枪堵着也打不死几个。
直到1952年春夏，叛匪的势力才被大大削弱。解放军的政策从追剿为主相应地改为政治争取为主。不久，谢尔德曼投降。
步兵学校也在同年解散，学员被分派到内地学习各种技术。爷爷和其他两人被送到天津造纸总厂学习造纸。在天津学习的爷爷把老家的奶奶招到天津，奶奶在那儿参了军，学习结束后两人一起回到新疆。
回新疆后，造纸厂没有办起来，因为“地盘没有，钱也没有”。爷爷说：“跟地方政府要地盘，人家不愿意给嘛，就怕把地盘都占完了。”
于是，爷爷奶奶没有留在迪化，一起被分配到直属军区的八一农场东山分场。从这里，开始了他们30多年的团场生活。
兵团大发展
进疆部队在大生产运动中创办了很多军垦农场，八一农场是其中最早的一批。
当时的生产部队实行供给制，国家出钱，官兵种田，全靠觉悟，难以持久。这时，国家已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为了使驻疆部队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屯垦戍边，1954年10月，正式成立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1964年3月，高尔基农场“1963年五好集体”副业队警卫班全体合影。这是当时兵团民兵的常见风貌：配备一挺机枪、几支冲锋枪，多数民兵枪上有刺刀；这段时期民兵穿的还是军装，但没有帽徽和肩章
建设兵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很多兵团人自己都说不清楚。现在的兵团团志上写道，这是一个“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组织”。兵团专门从事生产建设，同时也是国防的后备力量。
兵团成立后，军队的自给性生产变成了纳入国家计划的企业化生产。
八一农场是最早一批实现机耕的农场，1954年时全场播种和麦收就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全场3000多生产人员可耕地7.71万亩。冬麦平均亩产127公斤，最高亩产304.5公斤，远远高于当地普通农田的产量。
1958年，中国进入“大跃进”时期。此时的兵团，也进入了大发展时期，不断开发新的垦区。这年3月，爷爷离开了生活条件日臻成熟的八一农场，被调到更西更穷的高尔基农场(即后来的农四师73团)。
到了高尔基农场，就开始饿肚子了。
高尔基农场土地条件差，产出低。不过，团里1000多人，收成再不好，其实也够吃。仓库里的粮食都是满满的。但当时要支援内地，仓库有专人看管，门前有分界线，不得逾越。禁闭室经常都是满满的。因为吃不饱，饿死了20多个人。
当时，凡是沾“坏”字的都往新疆送。爷爷记得，湖南一个县的粮食局局长，打开仓库放了几百斤粮给老百姓吃；四川绵阳一个叫李天明的农民，偷偷地卖了20斤粮食，被扣上“破坏统购统销”的帽子送到了新疆。新疆的人口一下增多了。
新疆敞开大门欢迎各路人马。支边青年、右派、劳改犯人以及“自流人员”……不管是有志青年，还是没有活路的人员，团场里统统欢迎。
团场里的正式职工一个月至少拿29.68元，而右派一个月只给3块零花钱，劳改犯开始没钱，后来也给个两三块。
大多数劳改犯人刑满之后都留在了团场，慢慢地工资待遇就和职工一样了。那时候很少有人回内地，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兵团的生活比内地大多数地方的生活要好。
一路向西
爷爷没想到，刚刚在高尔基农场稳定下来，他又要西进了。因为，中苏边境上发生了“伊塔事件”。
1962年前，漫长的中苏边境基本处于有边无防的状态。60年代初，中苏关系持续恶化，1962年春夏，终于发生了6万余边民非法越境到苏联的“伊塔事件”。
爷爷说，围攻伊犁区委的5·29事件发生前，师部在伊宁的农四师民兵就侦查到了情况。保卫科的科长是个老侦查，会维语，每天早晨穿戴成维族人的样子去清真寺做礼拜，早早就掌握了具体的情况。
围攻事件发生那天，农四师政委靳保全亲自指挥。当时政府大楼被冲击，围墙都被掀倒了，人群要冲进去抢文件，局势危急。在这种情况下，民兵被迫开枪自卫。爷爷说，这就体现了兵团的好处，兵团平时是民，战时是不穿军装的兵。在牵扯到国际事件时，这样的体制是很有利的，说起来是“老百姓造反，老百姓反对”嘛。
“伊塔事件”中，伊犁塔城县非法越境人口达到该县人口的68%，霍城边境三个公社原有人口16000余人，越境发生后只剩3000余人。有的地方几成无人区。
为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紧急抽调一万多名干部职工，组成工作队，前往霍城、塔城、裕民和额敏四县，执行代管、代耕、代牧的“三代”工作。爷爷被派去了塔城的红旗公社。
到1966年，2019公里的边境线上，58个兵团农场形成了一道纵深10至30公里的边防带，控制着9处有领土争议的地区，垦殖着近30万公顷土地。
至此，兵团布局在50年代形成的“两个圈”(指北疆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和南疆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部署的兵团农场)之外，又沿塔城到伊犁划了一条线。
1970年3月，爷爷被调到了这条线上，在位于中苏边境的农四师77团任副参谋长，抵达了他一路西进的终点：国境最西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一直紧张。爷爷记得有一段时间连商店里的桃酥都不敢买，因为怕被说成有“逃苏”的倾向。连苏联进口的康拜因，也成了一个小孩子骂人坏的词。{一个人的故事}.
双方都有跑到对面去的人。爷爷记得，有一个少数民族的副连长，拿着《参考消息》跑到苏联。那时候《参考消息》只有一定级别以上的干部才能看到，他以为那是很有价值的东西。结果人家不感兴趣，把他装进麻袋送了回来。他回来后被撤了职，却依然能做个普通职工。
这比苏联人的遭遇好得多。苏联人跑过来，中国不收留的，也被装在麻袋里，从边界的山坡上滚下去，然后喊几嗓子通知对方。爷爷说，经常是中国这边去送的人还没走远，那边的边防军一看袋子里是他们的人，当场就枪毙了。
落叶归根
文化大革命初期，当兵离家20年后，爷爷终于第一次回乡探亲。满头白发的母亲见到他时，几乎已是相见不相识了。{一个人的故事}.
虽然远在边陲，新疆也遭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冲击。兵团变成了全国农垦系统的亏损大户，成为国家的沉重包袱，兵团内部思想混乱，人心涣散。
1975年3月，中央决定撤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