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古代诗歌散文 第一章 《诗》、《骚》传统》
第1页共10页 古代诗歌散文 第一章 《诗》、《骚》传统
第一章 《诗》、《骚》传统
学习提示：《诗经》与楚辞是中国文学的源头，对后世文学，尤其是古典诗歌影响甚大。本章重点学习三个问题：《诗经》及其“六义”；屈原的人格力量与楚辞的诗学精神；《诗经》与楚辞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诗经》和楚辞的影响不只体现在文本层面或者说技巧层面，更主要的是确立了中国文学的精神传统。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而追溯它的源头，我们自然会想到《诗经》与楚辞。它们在中国古典文学殿堂中璀璨夺目，熠熠生辉，散发着无穷的艺术魅力，不仅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对中国的古典文学，尤其是诗歌艺术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国文学独具民族特色的诗骚传统。
第一节 《诗经》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诗经》作为“五经”之一，具有崇高的地位，它代表了国家意识形态，甚至被当作“谏书”。但是《诗经》又是诗，具有诗体文学的艺术特征，对中国古典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确立了中国古典诗歌关注现实人生的文学传统。
一、《诗经》的结集与流传
《诗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因为它收录305篇诗歌，故又称“诗三百”。《诗经》主要收集了自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最后编订成书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这些作品产生的地域大体包括今天的黄河中下游及汉水上游地区，即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以及湖北的一部分。《诗经》的作者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各个社会阶层。
《诗经》在先秦时期是音乐作品，所有的诗篇都是配合音乐演唱的，所以《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史记·孔子世家》也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都说《诗经》可以入乐，是用来演唱的。在《诗经》中，风是各邦国音乐，雅是朝廷正乐，颂是宗庙祭歌。
《诗经》中作品的收集，历史上有“采诗”说和“献诗”说两种。关于“采诗”说，见诸文献记载最早的当为《左传》。《左传·襄公十四年》引《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所谓“遒人”便是古代帝王派出去了解民情的使臣，而杜预认为这些使臣以木铎徇路的目的就是采集歌谣。此外，《礼记·王制》也说到古时天子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到了汉代，关于采诗之官到民间采诗的记载很多，如《汉书·食货志》、何休《公羊春秋注》。尽管这种说法的确切性还有争论，但考虑到《诗经》中作品来源的广泛性，如果没有人从事这项工作，这些诗篇很难汇集到周王室。而出土文献中，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在论及邦风时，说到“溥观民俗”，这为周代有采风之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佐证材料。
关于“献诗”说，先秦的文献如《国语》中就有记载。《国语·周语·召公谏弭谤》：“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先秦许多典籍也有朝臣献诗讽谏的记载。而《诗经》中的一些作品也记录了诗的作者和他们作诗的目的，如《大雅·烝民》、《民劳》、《小雅·节南山》、《巷伯》等。所以，《诗经》中的诗篇有三个来源：从各地采集的诗篇，主要是《风》诗；公卿大夫至于列士献诗，主要集中在《雅》诗中；朝廷乐官保留的仪式用乐，如祭祀诗、燕飨诗等，这类诗歌集中在《颂》诗中，也包括《雅》诗中的一些诗篇。
至于《诗经》是如何编撰成书的，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认为是经孔子删选而成。而从《左传》季札观乐来看，孔子之前应该有和今本《诗经》差不多的文本存在。所以司马迁之后，人们便一直对“孔子删诗”说提出质疑。直至今日，关于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定论。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孔子不是《诗经》最初的删选者，但他对《诗经》有“正乐”之功，并且对《诗经》作过系统的整理研究。从这一意义上说，孔子删《诗》也有可能。当然，究竟是何人最初编选了《诗经》、如何编选的、到孔子时《诗》经过了几次编选等一系列问题，今天已经很难搞清楚了。《周礼》等记载先秦时期大师以六诗教瞽矇、大司乐以六诗教国子，故《诗经》结集或与乐官有关。
战国以前，《诗》主要掌于大师和大司乐之手，大师以《诗》教瞽矇，以服务于各种礼仪场合。而大司乐以《诗》教国子，以培养各种政治人才，所以孔子论《诗》有“授之以政”说、“使于四方”说。《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记载有大量赋诗言志的事例，诸侯君臣出使或交接邻国，常称引《诗》中之句以表达自己心意或以《诗》专对，以此来考量诸侯君臣之贤愚不肖。春秋后期以至战国时期，礼坏乐崩，朝聘之事渐息，故赋诗之风也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然而此时，儒家等诸子学派兴起，《诗》进入诸子视野，实现了由乐章义向辞章义的转变。诸子尤其是儒家著述大量称引《诗》句，以取譬连类的方式，对《诗》进行伦理化的阐释，以发挥《诗》的修身功能和社会功用。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及项羽焚烧咸阳的大火，对先秦典籍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诗经》因为“便于讽诵”而得以基本保全。汉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了“挟书令”，《诗经》等先秦儒家典籍渐渐大行于世，有鲁（鲁人申培）、齐（齐人辕固）、韩（燕人韩婴）等今文三家诗学。西汉时期，三家诗便立为博士，成为官学，学徒甚众，盛极一时。又有古文毛诗，得河间献王刘德扶助，虽未立为学官，而在民间广泛传播。东汉以后，因经学自身的发展，也因马融、郑玄等大儒推崇，毛诗渐盛行于世，最终压倒并取代今文诗学。后来，今文三家诗逐渐亡佚，毛诗一枝独秀，今本《诗经》便是毛诗。汉儒说《诗》，并无本质差异，今文鲁、齐、韩诗与古文毛诗都是以“美刺”说诗，自然有很多附会、曲解之处。但汉代所形成的说《诗》传统不仅对传统《诗经》学产生深远影响，对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生成与发展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近代以来，《诗经》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逐渐突破经学的藩篱，努力恢复《诗经》的本来面目，文学、文化学在《诗经》研究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现代的“《诗经》学”正逐渐走向世界，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代表，为全世界人民所喜爱。
二、风、雅、颂
《诗》有六义，“曰：风、雅、颂、赋、比、兴”，其中风、雅、颂被称为三体，赋、比、兴被称为三用。作为三体的风、雅、颂代表了《诗经》中诗篇的三种类型，即风诗、雅诗、颂诗。它是以音乐风格作为分类标准的，其中风是各邦国音乐，雅是朝廷正乐，颂是宗庙祭歌。
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等十五国风，有诗一百六十篇。风诗有相当一部分是集体创作的民间诗歌，也有一部分诗的作者是处于社会下层的平民或小官吏，所以相对而言，风诗主要抒发个体的情感，表现他们真实的“私人”生活和心愿，以爱情诗和怨刺诗为主，只有少许反映贵族生活的诗。
风诗中描写恋爱、婚姻、家庭生活的诗特别多，成就也最高。尽管《齐风·南山》和《豳风·伐柯》也写到“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这样的内容，也有《郑风·将仲子》这样因为畏惧家人及邻人的指责而忍痛割爱，希望恋人不要再爬树翻墙来幽会的诗，但总的说来，《诗经》时代的爱情生活还是比较自由开放的。他们看到河洲中交颈而鸣的水鸟，便想起自己心目中的“窈窕淑女”（《周南·关雎》）。在情投意合的情况下，男女双方便可以自由约会，如《召南·野有死麕》就像一幕话剧一样生动，女子怀春，好男子便频繁地向她发出求爱的信息；而女子也欣然地接受了男子的求爱，只是要他在和自己约会时动作要轻柔点，不要动手动脚，不要让狗叫，因为那样会坏了好兴致。而《鄘风·桑中》、《郑风·野有蔓草》则表现得更加大胆，尤其是发生于上巳节背景下的《郑风·溱洧》，两情相悦则自由结合，体现了古朴淳厚的民风民情。恋爱中的生活总是美好的，情人相会中的一个小小的玩笑也可以展示出人物的真性情，而白茅草这样的不起眼之物因为是心爱之人所赠，也就变得无比珍贵了（《邶风·静女》）。当然，爱情生活也不可能总是随心所愿，可能会因为父母的阻挠而痛苦万分，如《鄘风·柏舟》；也可能因为恋人的善变而寝食难安，如《郑风·狡童》。而《秦风·蒹葭》之主人公因为极度追寻以致心生幻觉，“宛在水中央”，那种惆怅与失落确实不是一般人所能凭空想象出来的，一定是有真切的体验。
与恋爱一样，婚后生活也同样有乐有悲。乐莫乐兮心相知，《郑风·女曰鸡鸣》以夫妇对话的形式，写清晨起床的一个片段，饶有风趣，表现了夫妇缠绵恩爱的情意。而《齐风·鸡鸣》也极写男子对女子的依恋，也属于夫妻缠绵之诗。而悲莫悲兮生离死别，《卫风·伯兮》中的痴情女子因为心上人不在身边，甚至连梳洗都没有兴致；而《邶风·燕燕》看着心爱的人渐行渐远，终于隐没于天边，禁不住“泣涕如雨”；《邶风·绿衣》写生者睹物思人，心伤不已；《唐风·葛生》中一位死了丈夫的妻子更是表示“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更让人同情她的遭遇。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诗经》中还有一些弃妇诗，这类诗以《卫风·氓》为代表。诗完整地叙述了两人相识、相恋、定约、结婚到受虐、被弃的全过程，也倾诉了她悔恨交加的心情。当女子年老色衰，如“其黄而陨”的桑叶时，昔日的海誓山盟都化作乌有，只剩下无尽的悔恨如无涯涘的淇水。
除了这些婚恋诗，风诗中还有不少怨刺诗。它们有的揭露了统治者的丑行，如《邶风·新台》斥责了劫掠儿媳为妻的卫宣公的无耻，把他比成是癞蛤蟆。而《齐风》中的一些诗揭露了齐襄公和胞妹文姜私通的禽兽行径，《陈风·株林》鞭挞了陈国君臣和夏姬的淫乱。有的则表现了下层民众的悲苦。《邶风·北门》写一个下层小吏的生活，他不仅一天到晚忙于辛苦的政事，回到家还要受到家人的责备和讥讽，而他也只能无奈地归之于天命。《唐风·鸨羽》怨恨无穷尽的王事，以至自己无法赡养父母。《邶风·击鼓》中那位被迫服役的男子因为不能兑现与妻子“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誓约，遂有生不如死之念。所有这些都反映出深刻的社会矛盾，揭示了战争和徭役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灾难。
雅诗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和《小雅》七十四篇。雅诗中有一些周民族的史诗，如《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诗是周民族史诗，它们不仅记载了周民族产生、发展及灭商建周统一天下的历史过程，也记载了周人的政治、经济、军事、民俗等方面情况，具有历史、文学等多重价值。有一些写周代贵族生活的诗，如宴饮诗、田猎诗、祭祀诗等，这些在周人的政治文化生活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以宴饮诗为例，当时祭祀、朝聘等都要举行宴饮活动，而宴必有乐，乐必有诗。宴饮的目的是为了“示容合好”，所以，《诗经》中的宴饮诗主要渲染快乐融洽的气氛，如《小雅·鹿鸣》之“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雅诗最具代表性的是产生于西周末年以及西、东交替时期的丧乱诗。西周后期，由于王室腐败，戎族侵扰，统治秩序已经被破坏，整个社会已经剧烈地动荡不安。公元前771年，在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的交相侵袭下，周幽王被杀，其子宜臼自立为王，是为平王；而幽王另一子余臣继位于携，与平王分庭抗礼，史称“二王并立”。这一时期的诗歌多为丧乱诗。这些丧乱诗的作者多为士大夫，他们惊心于天灾，把天灾当作是上天对统治者的谴告。如《十月之交》便刻画了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预示着大灾难、大动荡即将来临。然而可悲的是，那些上层统治者不以为意，依旧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丧乱诗对社会的黑暗进行的揭露是非常深刻的，如《瞻卬》：“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说之。”这是一个没有正义，黑白颠倒的社会，有人升浮，有人沉降；有人为“王事”辛苦劳碌而无所得，有人无所事事却安享尊荣。即便如此，诗人并不敢与上层社会公开决裂，而是小心翼翼。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处境艰难，即便小心翼翼也常常不能见容于众人：“黾勉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嚣嚣。”同时他们自己也隶属于这个集团，并不能彻底否定这个集团。因而他们可能会批评这个集团中的某些人，而不会对整个集团的存在提出质疑。
需要注意的是，《小雅》中有一部分诗在内容、情感以及形式等方面都非常接近于《国风》，这些诗应该是生活在王畿中的社会下层官吏或没落的贵族所写，如《我行其野》、《苕之华》等，这些诗对于我们研究风、雅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意义。
颂诗包括《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三《颂》中，《周颂》比较古朴，而《鲁颂》、《商颂》在内容和形式方面更接近雅诗。颂诗的主要功能是祭祀，因为祭祀在古代非常受人重视，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古人的生产、生活、战争乃至节日庆典、婚丧嫁娶等活动中，宗教祭祀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在《周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周颂》祭祀的主要对象为周民族的先祖，尤其是周文王和周武王。祭祀诗的主要内容是歌颂先祖的盛德和功业，祭祀者对先祖充满了虔诚、敬畏和由衷的赞美，因而祭祀诗的情感基调是庄重肃穆的。祭祀诗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祭祀者心目中的祖先为“无形之象”。泛言功德，从虚处着笔而不涉及任何具体事项和外在的感性特征，正是为了保持祖先形象的内在统一性。作品以此表现
三、赋、比、兴
《诗经》是音乐的艺术，也是语言的艺术。作为音乐的艺术，它的艺术特质表现在重章、叠句、重言等形式特征中，具有集体创作特征的风诗尤其如此。而作为语言艺术，它的最为人称道的艺术手法便是对赋、比、兴的出色运用。
关于赋、比、兴的含义，一直以来争论不断。其实在很多情况下，争论并非在一个层面展开，所以并没有多大的价值判断意义。简言之，有诗体意义“六诗”之赋、比、兴；有经学意义“六义”之赋、比、兴；又有作为艺术手法之赋、比、兴。三者代表不同时代人们对赋、比、兴的阐释，其出现各有其时代背景或时代需求，理宜区别对待。作为艺术手法的赋、比、兴，赋是铺陈叙事，比是打比方，兴则是以物发端，借他物引起所咏之词。三者之中，以“兴”最难把握。或纯粹作为发端之词，与所咏写的内容之间并没有多大的关联，如“鸳鸯在梁，戢其左翼”见于《小雅·鸳鸯》和《小雅·白华》，但用于《鸳鸯》为祝福之语，用于《白华》则为怨刺之词。多数情况下，起兴之句与上下文之间却有非常微妙的关联。它们或为烘托气氛之语，起兴之物与所咏之词在情感或物形外貌之间有密切的关联。如《周南·桃夭》为新嫁娘之歌，诗用枝繁叶茂、花红朵朵的桃树比喻新娘的青春艳丽，并烘托出婚礼的热闹喜庆。或为原始崇拜物，借以表达某种原始宗教生活或文化礼俗。如《关雎》以擅捕鱼的鱼鹰鸟起兴，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缸上绘的鹳鸟、石斧以及鱼形图案。
比在《诗经》中的运用也非常广泛，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如《卫风·硕人》，以“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等一连串的比喻，来描绘硕人的容貌。我们在惊叹硕人容貌美丽的同时，也更加钦服诗人超乎寻常的想象力。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两句，让我们想象到硕人顾盼生辉、鲜活灵动，一笑一颦无不具有摄人心魄的力量。不仅如此，《诗经》还善于借助有形的事物来表达抽象的内涵，尤其善于借助一些客观物象来表现人物内心微妙的情感。如《卫风·伯兮》中的思妇把思念丈夫的心情比喻成炎炎烈日中盼望下雨，但“其雨其雨，杲杲日出”，这就把内心的那种企盼与失望形象地表现出来了。
在《诗经》的三种常用手法中，最不受重视的是赋。其实赋非常重要，这不仅因为《诗经》时代，叙事文学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诗经》中就有许多用赋写成的诗章，如《七月》便是运用赋的手法，交代了一年四季农夫的生活，有条理，有章法。而且在《诗经》的整个表达体系中，赋往往起到铺垫的作用，没有赋的参与，《诗经》中的比兴便无以立足。我们仍以《伯兮》为例。诗中少妇之所以思念她的“伯”，是因为她的“伯”外出打仗去了，“为王前驱”，而且“伯”英勇善战，是“邦之桀”。这些内容的交代全用赋法，没有这些交代，思妇内心的自豪以及思念便无法表达出来。
在《诗经》中，赋、比、兴并不是完全独立的，朱熹在《诗经集传》中曾归纳出“兴而比”、“赋而比”等情形，虽受人诟病，却也表明《诗经》对赋、比、兴运用的灵活性和多变性。综合运用赋、比、兴，使得《诗经》在表意和造境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秦风·蒹葭》。《蒹葭》首先运用兴的手法，借助苍苍蒹葭，如霜白露，渲染了一种凄迷冷寂的氛围，以境界的阔大彰显人物的渺小。然后又用赋的手法，移步换景，表现诗中人上下追寻的急迫和无助。而最后的“宛在”二字尤为点睛之笔，仿佛中的仙山楼阁写尽了诗中人那种难以言说的惆怅。整首诗致力于渲染一种渺远苍茫的氛围，充满水乡泽国的艺术情调，真不愧为爱情的千古绝唱。
四、从《诗经》到嵇康的四言诗
《诗》作为先王典籍被编定之后，便一直对此后的诗歌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就四言诗创作而言，尽管“《诗》亡”了，但四言诗仍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诗歌创作的主体形式。目前我们看到的先秦典籍中记载
的诗歌创作，或是出土文献中新发现的诗歌材料，比如石鼓文、楚简逸诗《交交鸣》、《多薪》等，大多是四言的形式。它们在内容和形式上明显受到了《诗》，尤其是雅诗的影响。
到了汉代，由于儒学的发展并且取得独尊的地位，《诗经》被奉为儒家经典之一，在儒家经生的诠释下，《诗经》被图解为政治教科书，并形成一套儒家诗教体系，人们治《诗》、说《诗》都不得越过诗教的樊篱。正由于《诗经》的缘故，四言体在两汉文坛的地位很高，朝廷用于祭祀大典的乐歌，如汉初《安世房中歌》十九首中有十三首四言体、三首三言体、一首杂言体；汉武帝时的《郊祀歌》十九首中有八首四言体、七首三言体、四首杂言体。东汉明帝时东平王刘苍所献用于祭祀光武帝的庙歌《武德舞歌诗》也是用四言体写成。此外，还涌现出一批文人四言诗和乐府、歌谣四言诗。在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集有两汉四言诗一百余首，完整的文人四言诗有七十七首。其中署名的四言诗有三十首，未署名的四言诗(主要是郊庙歌)有二十一首，完整的四言歌谣有二十六首，这当中也不乏四言名篇。尽管四言诗在汉代从整体上来说已是强弩之末，已难再现《诗经》四言诗的辉煌，但在汉代经学昌盛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两汉诗坛仍奉《诗经》为圭臬，创作了一大批四言诗。四言诗仍是两汉诗歌创作的主要形式之一。
今天，完整的汉代四言诗保留下来的不多，也许和传播有关系。可以想象，汉代的四言诗，无论是在形制、内容还是在艺术成就方面都难以与同时代的五言诗、乐府诗相比，受到后世文人的冷落也是很自然的事，保存状况也就不会太好。但我们仍然可以见到韦孟《讽谏诗》、傅毅《迪志诗》以及乐府古辞《善哉行》之类的完整篇什，管中窥豹，可见其一斑。
建安时期五言腾跃，四言诗并没有因此而退出文坛，仍然占据诗坛重要一席。统计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可知，魏晋时期共有四言诗作者102人，作品432篇，这其中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尤为出色。曹操的乐府诗有“古直悲凉之气”，人称“沉雄如幽燕老将”（宋·敖陶孙）。他的四言诗也是如此，如著名的《短歌行》、《龟虽寿》都是气韵沉雄，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的佳作。在四言诗的发展史上，曹操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人物，他突破了《诗经》的格局，为四言诗注入了新的活力。曹操之后，最为著名的四言诗作家当属嵇康。嵇康在曹操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四言诗的个体色彩，真正做到了人诗合一，艺术形式与作者心性融为一体。到了嵇康，四言诗已不是此前经学的代言，或者纯粹雅正形式的追求，而是一种艺术形式，一种诗体的选择。这就是前人评嵇康“不为风雅所羁”的内涵。尽管他在措辞方面也会借鉴引用《诗经》，但诗的味道却完全变了，变成了作者本人的口吻，而不是处处遵循《诗》的约束，不越雷池。这是四言的解放。有人问杨慎，曹操“月明星稀”、嵇康“目送归鸿”如何，杨慎回答说：“此直后世四言耳，工则工矣，比之《三百篇》，尚隔寻丈也。”杨慎的话不免迂腐，不过他的“后世四言”倒也称得上是的评。嵇康的四言诗虽有玄学的影子，如“手挥五弦，目送归鸿”、“齐物养生，与道逍遥”等，但因为嵇康为人梗概端直，品德高尚，既不屈从权贵，也不为一己私利而蝇营狗苟，所以嵇康的四言诗并不枯燥，而给人以清朗峻洁之感。如他的《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八首》中的一首：
流俗难悟，逐物不还。至人远鉴，归之自然。万物为一，四海同宅。与彼共之，予何所惜。生若浮寄，暂见忽终。世故纷纭，弃之八戎。泽雉虽饥，不愿园林。安能服御，劳形苦心。身贵名贱，荣辱何在?贵得肆志，纵心无悔。
这首诗以《庄子》为宗，阐发自己甘愿淡泊名利、不为物累、远离世俗、返归自然的人生境界，传情言志，明理载道，处处透露出诗人的真性情，带有强烈的自我感情色彩。另一点值得关注的是，嵇康的四言诗也是意象之林，极富画境，所以顾恺之曾经以嵇康的四言诗为题材进行绘画创作，并感慨难以画出“目送归鸿”的意境。还以《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八首》中的另一首诗为例：
浩浩洪流，带我邦畿。萋萋绿林，奋荣扬晖。鱼龙瀺灂，山鸟群飞。驾言出游，日夕忘归。
以大自然富有生机的景物，传达出一种生命的喜悦和活力，这样的诗在《诗经》以后的四言诗中是不多见的。嵇康之后，最为著名的四言诗作家当推陶渊明，他的《停云》、《荣木》等篇历来受人称赞，刘克庄称曹氏父子、王粲及陆氏兄弟之后，数陶渊明四言诗成就最高，何焯也将陶渊明与嵇康并提，评为“秀绝”。但总的说来，陶渊明的四言诗复古的色彩更加浓厚，带有更多《诗经》的影子，他也似乎有意朝这方面努力。陶渊明的四言诗是古代四言诗最后的一抹璀璨余晖。
五、《诗经》确立了中国古典诗关注现实人生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