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简短评价


第一篇:《曾国藩的评价问题》

曾国藩的评价问题

关于曾国藩在太平天国中和洋务运动中的功过是非是非问题,在史学界一直是广泛关注的问题,也是学生们关注的问题。

1、曾国藩的简要情况介绍

1811-1872,号涤生,谥号文正。汉族,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人。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的创立人。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紧接着创见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2、后人对他的评价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百年来,后人对曾国藩的评价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褒贬不一。

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对比:“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

梁启超称“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毛泽东和蒋介石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毛泽东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即使是在毛泽东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对曾氏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据说,他点名的方式,静坐养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模仿曾国藩。曾国藩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朝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历史学范文澜在其所著的《中国通史》一书中,对曾国藩的一生做出了“汉奸、刽子手、卖国贼”的定性。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偶。

被誉为“中国研究曾国藩第一人”、编辑《曾国藩全集》,著有长篇小说《曾国藩》的当代著名学者唐浩明说:“曾国藩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个集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型人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都有值得借鉴之处。”

章炳麟评价曾国藩:“誉之为圣相,谳之为元凶”。

2、客观评价曾国藩

客观评价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曾国藩:

曾国藩是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有近20年的时间与太平军作战,打败太平天国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对他的评价不能不与太平天国的评价相关联。评价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问题,我们要从当时历史的实际出发客观评价曾国藩。曾国藩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镇压,攻陷南京时屠杀10万太平军,屠杀3天3夜,是他的一大罪过,体现了地主阶级的反动性和阶级斗争的残酷性,这一点毋庸置疑。

就曾国藩本人而言,镇压农民起义是地主阶级的本性使然,这是他的阶级局限,中国历史上许多地主阶级的优秀分子都仇视或镇压过农民起义,从南宋的岳飞,到近代的林则徐等,但都没有因此而影响他们成为民族英雄等正面人物。从历史的角度看,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造成的,将太平天国的失败完全归结为曾国藩的镇压是不客观的。

客观评价洋务运动中的曾国藩:

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近代化的开创者。洋务运动作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运动,虽然一开始就有怀着各种目的的洋人参与,但其主流是中国人自己的活动。曾国藩开展洋务运动的进步性体现在:曾国藩是按照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实行洋务运动的,并且在魏源“师夷制夷”的主张基础上提出“自强”,并付之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推动下,清政府在1860年正式管理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就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外交部,中国洋务正式起步。创建了安庆军械所,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化军工企业,而且又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军事技术研究所和科学技术研究所。还派容闳去国外采购了100多种机器,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引进西方的机器设备。提出建立近代化 海军,还创办了专门培养专业科技人才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兵工学堂,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总之,曾国藩是中国现代化的开拓者。从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意义上来说,开启了中国近代化改革自强的先河,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打下了基础。

从局限性来说,曾国藩创办洋务运动的目的是“缴发捻,勤远略”,其根本出发点是维护清朝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从洋务运动的结果来说,洋务运动历时30多年,虽然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但却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曾国藩等洋务派的思想局限最终导致实践的失败,但是我们又不能把洋务运动的失败完全归结到曾国藩的身上。

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

1、要用历史语境评价,而不要用现实语境去苛求。

2、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因为失败了就去否定,因为成功了抬高。以是否促进生产力、是否促进社会进步为标准。

第二篇:《对曾国藩整体评价》

对曾国藩整体评价

一、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

论者普遍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有的论者甚至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如果说,儒家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时期,并有与之相应的三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么早期为孔子,中期为朱熹,而末期就是曾国藩了。曾国藩确实继承了中国以儒学的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次提交大会的许多论文都涉及这一点。曾国藩完全按照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做人之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恪守“三纲五常”之道,认为“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他本身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执两用中”,“持盈保泰”,“刚柔相济”,“勤、俭、谨、信”的自我修养,其家训的“八本”、“八字”、“四条”、“四败”等等,均反映了曾国藩地道是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成。对于“三纲五常”的评论,论者之间是有分歧的。有的论者视“三纲五常”为糟粕,甚至认为它是最不适应时代,最称糟粕者,有的论者则有异议,认为既然对中国传统文化要一分为二,为什么对这个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五常就不能一分为二呢?能否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全是糟粕呢?只有非核心部分里才有一些精华呢?显然,不能如是说,如果这样说,岂不是从全体上否认了传统文化吗?事实上,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把忠、孝、悌、仁、义、礼、智、信视为糟粕,或不讲,或不提倡,并没有给我们社会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深受其害。有的论者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有的论者则说,曾国藩维护的首先就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是它的糟粕。

二、曾国藩与太平天国

曾国藩有近20年与太平军长期作战,打败太平天国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对他的评价不能不与对太平天国的评价相关联。有些论者坚持传统观点,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历史的罪人,刽子手。因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有些论者的看法则有所不同,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文化观念决定一切的观点或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都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与片面性。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主要是看它对社会的发展是起推动作用或阻滞作用。洪秀试图引进西方宗教的教义来发动一场推翻满清王朝的农民战争,但所引进的并不是新教伦理精神,而是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并使之同中国本土的封建迷信与农民起义的朴素平等观念相糅合,成为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精神支柱,因此,太平军如若取得全胜,洪秀全的神权政治得到巩固,有可能会把中国拉回到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去。曾国藩作为传统文化与封建政权的捍卫者,他的立场显然是保守的”。“但是,洪秀全的神权政治比曾国藩所维护的封建政权更落后,两害权取其轻,曾国藩镇压太平军获胜,缩短了瞎折腾的时间,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反而较为有利”。这与冯友兰对太平天国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不同意冯友兰认为镇压太平军起到了抵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作用的看法。有的论者则完全不同意冯友兰的看法,认为“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思想言行,虽然涂上一层‘天父天兄’等神道设教色彩,但其愚昧、

落后和迷信的程度,究竟不同于一般的会道门,就其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纲领性文件而论,实际上已带有一定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有别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因此,‘神权政治’倒退到黑暗时代的假设,显然是根据不足的。因此,太平天国还是难于否定,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罪责难逃。”

三、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现在,普遍认为,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领,随着人们对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从而对其首领曾国藩也必须重新认识。洋务运动被论证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运动,因此曾国藩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创者。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虽然一开始就有怀着各种目的的洋人的参与,但其主流是中国人自己的活动,它的爱国性和进步性已经日益为更多的人所认同。因此,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及其实践的爱国性和进步性,争议日少。此次会议对此也无大的争论。有的论者说,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应一分为二:曾国藩将魏源的“师夷之长技”思想付诸实践,率先造船制炮,兴办近代军工及科学技术,是应当肯定的;对其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以制民”,是应该否定的。对此,有的论者反驳说,说曾国藩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于制民”,是没有根据的。曾国藩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以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其自强御侮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有的论者专门论述了曾国藩的自强御侮思想的形成、内容、渊源及其定位,深化了人们对曾国藩自强御侮思想的认识,进一步肯定了曾国藩的爱国精神。有的论者对曾国藩的“师夷智以造船制炮”一语中的师夷智提出了新的看法,在此之前,人们认为曾国藩的师夷智仅仅是继承了魏源的“师夷长技”,没有看出这“智”与“技”的差别。这位论者说,“智”的内涵比“技”的内涵大多了。“技”所包含的只不过是坚船利炮的武器之类。魏源明确说:“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而曾国藩的“智”则既包涵了“坚船利炮”的技能,也包涵了“制器之器”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文化或其他先进的文化,乃至包括魏源要禁传的学术的某些部分。曾国藩不仅有此思想,而且付诸实际行动,可见曾国藩比魏源眼光更远,勇气更大,思想更开放。曾国藩用“师夷智”作为学习西方文化的行动纲领,比其同辈也要高明。

四、曾国藩与近代中国外交

曾国藩的外交,过去多少年内一直被简单地认定为是妥协、投降的外交。10多年来,史学界开始提出异议。此次会议论及外交的文章也不少。有的论者说,“人们对曾国藩常用‘软弱’、‘妥协’、‘媚外’、‘投降’、‘卖国’等责骂之词,未免有欠公允。因为曾国藩的羁縻外交思想,实际上是对强敌权且笼络,争取一个和平环境,速图自强,最终达到御侮的目的。曾国藩能正确地审时度势,知道中外实力悬殊甚大,和列强硬碰,靠武力与之周旋,是不明智、不现实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贫穷落后、受人欺侮的国家,要生存,要反弱为强,舍此羁縻外交,别无良策。曾国藩的外交方针有四个字:‘诚’,推诚相见,‘信’,信守和约,‘争’,据理力争,‘和’,外敦和睦”。

至于对天津教案之处理,虽然,曾国藩自己也感到“内疚”,但有的论者指出,这主要不是他个人问题。当时,如何处理天津教案,朝廷本身有“论势者”、

“论理者”两派。论理者认为民为邦本,民心不可失,主张与外国进行决战,以快万众之心;“论势者”多是主持外交,有守土之责的“局中人”,认为列强穷年累世好战,且常多国联合,共同侵华,兵力强大,而中国兵疲将寡,缺乏战备,如果开战,侵略联军可能再次打到北京。曾国藩的问题,不过是偏听论势者之言,不过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

有的论者认为,曾国藩当时处两难境地:要打,必然失败,失败后损失更惨;要保和局,必然向侵略者妥协,作些让步,这要遭到顽固派的打击,也不能泄天津人民的义愤,而且对于一个坚决反对借洋兵助剿、主张遣散阿思本舰队、痛恨“媚夷”、要夺英法之所恃的曾国藩本人来说,也不是心甘的。他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但最后,理智战胜了情感,按照他对形势的清醒的分析,他选择了保持和局,向侵略者作出让步的一途。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样选择是无可厚非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场新的战祸。曾国藩当时的责任是,在确保和局的前提下,看如何做到少损失,少屈辱。当然,曾国藩在处理教案中也有“办理过柔”的地方。但是应如实地评价他的历史功过,应是功大于过。因为,一场战祸的损失是远远大于因天津教案带来的损失和屈辱的。

五、关于青年毛泽东为何“独服曾文正”的问题

论者认为,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其中有对曾国藩的两层折服,一是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表露出青年毛泽东受杨昌济、康有为等人的影响,有一种反对暴力革命,提倡渐进改良的保守主义倾向。一是毛泽东十分重视心力的作用,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夫大本大源者,宇宙之真理”,掌握了大本大源,就可以成为传教之人。毛泽东认为历史上的名人可分为“办事之人”和“传教之人”,前如诸葛亮、范仲淹,后如孔丘、孟轲、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而认为范仲淹、曾国藩既是办事之人又是传教之人,因他们既掌握了大本大源,又会办事,所以收拾洪杨一役,做到了“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

六、曾国藩为何不取清帝而代之

这一问题曾牵挂许多的人,在当时就有胡林翼、左宗棠、李元度、王闿运等多人,为曾国藩不听劝取清帝而代之感到惋惜,其后世也不断有人为此叹惜,说曾国藩“徇书生之小节而忘国民大耻”。这次会上也有论者认为,曾国藩有条件取代而不取代,甘愿当一个叶赫那拉氏的家奴。这是他的人生观、思想见识、性格等因素造成的。有的论者则认为,镇压了太平军之后,曾氏嫡系的吉字营已成强弩之末,且整个湘军也变得四分五裂,湘淮将帅不可能联合反清,湘军官兵多有积蓄,人心思归,为曾氏夺皇位者不多,而举兵讨贼者却不乏其人。权衡力量,恐无胜算可言,所以曾氏自剪羽翼以解清廷之疑,继续做忠臣,不失为高明之举。

七、关于曾国藩的整体评价{曾国藩的简短评价}.

这次大会有相当多的论文阐述了曾国藩在文学、史学、军事学、学术观、家教等等方面的成功与局限以及人才观的问题,都很有新意,但未有争论,这里从略。

关于曾国藩的整体评价,论者说,“曾国藩事功之大,誉称晚清‘中兴名臣’,创办洋务,不愧为洋务派领袖,著作丰富,可当之为学者,研究古文辞,无忝于文人,治军有方,调配得宜,堪与古代兵家相媲美,拥兵而不自重,善权变而又谦退,足见道德修养功夫之深厚;吏治清廉,教养兼施,鞠躬尽瘁,以身作则,不啻为青天,治家有道,关怀子弟,亦为后人楷模”。有的论者说:“曾国藩从上奏激怒咸丰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表现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镇压了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假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发动了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历史的步履不管何其艰难,但历史并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曾国藩在外事的处理上,表现了能审时度势应付巨变的才能,他坚持民族正义立场,忍辱负重,力保和局,避免了新的战祸,使中国有了一个喘息之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里,进行‘图强求富’的建设。因此,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的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60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

第三篇:《曾国藩简评》

曾国藩简评

谈论中国近代史,有一个人,必定是绕不过去的人物,他的出现,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忽视的足迹,至今仍有深远的影响,这个人就是晚清重臣、咸同中兴第一名臣、湘军创始人、洋务运动之父、中国近代化始作俑者—— 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皇帝,通过治学苦读、朴实求索、艰苦奋斗、以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建立事功,为将为相为侯,位极人臣之尊,死后被谥为“文正”,有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千古完人之美誉。

曾国藩所处的年代,是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是清王朝由盛世转为没落、衰败的转型时期,是中国社会性质急剧变化、民族危机不断加深、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时代,是一个内忧外患的动荡年代,更是一个有志有识之士探求自身出路、探索强国富民真理、探求社会变革改良的年代。在此大背景这下,生长于农家的曾国藩通过努力读书,借科举之途,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步入当时社会主流体制的轨道——即为官走入仕途,改变了曾氏家族的农家命运,而后通过治学交往、以读书人的最高标准(即理学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检讨自己、约束自己、规范自己,以每天写日记的习惯来反省自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莫问收获,只问耕耘。”是他的自警名言,这种极致化、极端化的自我苛求在完备其自身品质的同时,更使得他在仕途上、在学人士子中、在主流社会群体当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和口碑,这也为他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中,吸引众多的学人士子为之拼搏卖命、舍生取义奠定了人才基础,通过曾国藩“打脱牙,和血吞”的打拼精神,历经千难万苦,终于在体制的轨道内建立了不朽事功。 在求学治学过程中,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在与外国人(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在切身体验“外夷”先 进的技术、船坚炮利过程中,曾国藩开始意识到国家的落后,进而开始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徐图自强”的近代化探索之路,开展洋务运动,例如:开办了安庆内军械所(这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家军工厂),建立江南制造局(这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兵工厂),制造出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中国第一个翻译馆,派遣中国幼童出国留学(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复旦大学创办人唐绍仪、矿冶工程师吴仰曾等人都在此列),等等一系列近代化运动的启蒙,开启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先河,如此使曾国藩享有“洋务运动之父”的美誉而载入中华民族史册。 作为体制轨道内的曾国藩,身处特定的环境背景,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他希望利用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挽救垂死的

清王朝,单纯地想借助外来先进技术来达到自强的想法是错误的、不完整的,是治标不治本的想法,因为拯救民族存亡最根本的东西是在于推翻陈旧的封建制度,当然洋务运动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产生了切实的积极作用。 曾国藩给予我们后人启发的是,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耐得烦,吃得苦,霸得蛮,舍得死”的湖湘文化精神;在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方面成功探索过程中所散发出来的人性光茫;在个人修身养性、求学治学、建立事功的严谨朴素精神,自我苛求精神,永不言弃的艰苦奋斗精神,与时俱进的创新求变精神;在教育培养后人上的耕读家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自强精神。 总之,曾国藩是个功绩大于过失的历史人物。处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服务于不同目的需要,自然会得出褒贬不一的评价。我们对待曾国藩要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客观评价,取长补短,辩证学习,吸取对于我们人生有积极帮助的、正向的能量养分,充分吸收其求索奋斗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性光芒,以此来指导我们现实的拼搏生活。

第四篇:《对曾国藩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