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苏东坡在惠州》
苏东坡在惠州
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他是我国著名的文学艺术家。在散文方面，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诗歌方面，他一生写了2700多首诗，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在词方面，他是豪放派的鼻祖；在书法方面，他是我国四大著名书法家之一，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齐名；在绘画方面，他又是中国文人写意画的中坚，他与其表兄文与可画的墨竹，是著名的一个画派，叫湖州派。他还是一位医学家、气功师、美食家、酿酒师、农田水利专家。所以，后人称苏轼是一个全能的文艺家、全才。
苏轼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在散文创作方面同是唐宋八大家，后人称之为“三苏”。像“三苏”这样能在中国文化史上作出巨大贡献的家庭是少有的。所以，朱德委员长曾赋诗称赞道：“一家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
在中国文化史上，苏轼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一生三次在朝廷做高官，官至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三次遭受贬谪，曾先后被贬谪到湖北的黄州、广东的惠州和海南岛的儋州。他是在59岁高龄时被贬到惠州来的。
一、 一代文豪被贬惠州
苏东坡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他在青少年时期就立下了“奋厉有当世志”的思想。嘉祐二年（1057年）中进士后，便潜心研究社会问题，针对所谓宋朝“百年无事”的“太平盛世”，但已危机四伏的事实，在短短的二三年间便写出了《策论》25篇和《进策》25篇，提出了改革弊政的革新主张，以革新派的面目走上了政治舞台。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实行变法，其中也包括苏轼提出的一些改革主张。但，要比苏轼的激进得多、丰富得多。按理，苏轼是应该拥护变法的。但，由于王安石思想激进，而苏轼思想稳健且偏于保守，故产生了矛盾。苏轼认为，新法“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上皇帝书》），不利于国家。还认为“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辩试馆职策问札子》）。故苏轼是主张渐变的。况且苏轼长期生活在下层，对农村情况比较熟悉，对广大农民的疾苦也比较了解，所以他只看到变法中的毛病和不足，因而和保守派站在一起，反对新法。但，王安石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变法大张旗鼓地进行着。于是，他不得不要求外任，离开了朝廷。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到杭州任通判（州的副职长官）。以后，又先后任密州、徐州、湖州的太守（州长）。在这期间，苏轼在地方官任上，亲眼看见新法给农民带来的一些不便，于是便写了一些讽刺新法的诗歌。结果，在湖州任上，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出苏轼诗文中的一些字句，断章取义，说他讪谤新法，加以弹劾，使苏轼被捕入狱。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因御史府中的柏树上经常栖宿着许多乌鸦，故将御史府称作乌台）。 出狱之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黄州安置。以后，几经升迁。在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执政，苏轼被召回朝廷，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读，可谓权重一时。此时，苏轼对司马光等人一概废除新法的做法表示不满，提出对新法要“参其所长”，结果又为旧党所不容，只得要求外放。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新党再起，章惇一伙对“元祐党人”进行疯狂的报复、迫害。苏轼又首当其冲，在被迫害之列。御史赵挺之、来之邵等人又重演“乌台诗案”，弹劾苏轼所作之诰词“谤讥先帝”。于是，苏轼在定州任上便落端明、翰林两学士，落职贬知英州（今广东英德）。
苏东坡是哲宗皇帝的老师。起初，他对哲宗还是抱有幻想的。当年仁宗在世时，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而神宗更爱苏轼之文，宫中读之，进膳忘食，称之为天下奇才。可是，政治斗争是残酷的，哲宗皇帝根本不讲情面，也不顾及先帝们对苏轼的褒奖，不顾及苏轼是否是个人才。一年前，他首先准苏轼辞去礼部尚书而出知定州，
东坡临行前要求向皇帝“陛辞”，也不获准。种种迹象表明，苏东坡是不容于朝的。但是，东坡还是逆流而上，上书皇帝，劝他不要听信新党的胡言乱语：“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辄进此说，敢望陛下深信古语，且守中医安稳万全之策，勿为恶药所误，实社稷宗庙之利，天下幸甚！”（《朝辞赴定州论事状》）。
按照宋代的政治制度，谪官接到诰命之后，必须立即离任，不须交代，不得逗留。苏轼在绍圣元年闰四月三日接到诰命，便立即前往贬所。
苏轼一家沿着太行山往南前行，当时是梅雨季节，连日天色阴沉，能见度很低，连太行山也看不清楚，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沉重。但是，到了赵州临城时，天气突然晴朗起来，能清楚地看见太行山上的草木，东坡甚是高兴。因为他去年冬出知定州时也是走这一条路，但连日刮风，灰尘很大，整个天空灰蒙蒙的，连太行山的样子也看不清。而现在，离开定州远适岭外，却终于看到此山北走的雄姿。中国人历来都有崇拜山岳的传统，所以苏轼认为这是一个吉祥的征兆。况且，苏东坡马上又想起韩愈。贞元十九年，韩愈在任监察御史时，关中天旱人饥，他上书请宽民徭。因为党派之间的排挤，被贬为广东阳山令。贞元二十一年便改为江陵法曹参军。当他遇赦北归过衡山时，便写下了《谒衡岳》诗：“我来正逢秋雨节，阴气晦味无清风。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须臾净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空。”心想，自己的经历不正好和韩愈一样吗？想到这里，苏东坡精神为之一振，马上高兴地对儿孙们说：“吾南迁其速返乎！这是韩退之《衡山》诗的吉兆啊！”于是，便提笔写下了《临城道中作并引》：
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应愚谷能留柳，可独衡山解识韩。
意思是说，自己不可能像柳宗元那样长期留在贬谪之地；而会像韩愈那样，很快就会被皇帝召还的。
可是，事实与苏东坡想象的完全相反。当他还在赴英州的途中，政敌章惇、蔡京、来之邵等人又不断地在皇帝面前攻击苏轼，说苏轼罪大恶极，贬谪英州仍不足以惩罚。于是，哲宗皇帝又两次对东坡加重处分，把苏轼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这时的苏轼，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囚犯了。
在古代，岭南广东是比较落后的，人们称之为蛮瘼之地，加上气候炎热，疾病较多，人们又称之为瘴疠之地。所以，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是把不同政见的“罪大恶极”者贬谪到岭南来。而从定州到惠州，有4千余里。当时没有汽车，没有轮船，最先进的交通工具就是马车和帆船了。而这时，苏东坡已是59岁了，加上身体又不好，患有严重的痔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对家人作了重新安排：令苏迨一家及苏过的妻儿去宜兴，和大儿子苏迈住在一起；自己则与幼子过、侍妾王朝云并两老婢，主仆五人奔赴贬所。
值得安慰的是，苏轼此次南迁，沿途多遇故旧，并得到他们的帮助。尤其是在扬州，以龙图阁知润州事的张耒，怕东坡在路上遇到不测，特地挑选了两名士兵随他南行，沿途照顾他，一直护送到惠州。
但，苏东坡对此次贬谪是不服的。当他翻越大庾岭即将踏入广东时，心绪突然高涨起来，竟然写诗表白自己的高洁：“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静。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拊我顶，结发受长生。”（《过大庾岭》）说自己是“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一股凛然之气跃然纸上。
二、 惠州父老喜迎苏东坡
经过长期跋涉，苏东坡一行终于在九月进入岭南广东了。当他乘坐的船沿北江顺流而下，行至清远时，看见岭南都是青山绿水，气候宜人，本来就十分高兴。更令他高兴的是，一位姓顾的秀才还热情地向苏东坡介绍了惠州的情况。东坡听了之后，禁不住写下了一首《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极谈惠州风物之美》：
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江云漠漠桂花湿，海雨翛翛荔子然。
闻道黄柑常抵鹊，不容朱橘更论钱。恰从神武来弘景，便向罗浮觅稚川。
“香案吏”的来历是：唐代制度，皇帝驾到，起居舍人须分站香案两旁。东坡曾任中书舍人，故自称“香案吏”。“玉堂”，本宫殿名，宋太租曾写了“玉堂之仙”四个字赐给翰林学士苏易简，所以翰林学士又称“玉堂”。苏东坡曾任翰林学士，故自称“玉堂仙”。从这首诗来看，苏东坡认为岭南这个地方还不错，适宜他生活。
九月二十三日，苏东坡携着家人从广州向惠州进发，他们坐船沿东江溯江而上。一路上，苏东坡都在盘算着游览罗浮山之事。罗浮山在博罗县境内，素有“岭南第一山”之称。它，山势雄伟，风景秀丽。在260多平方公里的风景区内，有大小山峰432座，飞瀑名泉900多处，洞天奇景、石室幽岩近百处。它，还是我国著名的道教名山，号称为第七洞天，第三十四福地。早在东晋时期的道教理论家、药物学家、炼丹家葛洪，就在这里炼丹，并写出了著名的理论专著《抱朴子》。所以，苏东坡还在清远途中，听了顾秀才的介绍之后，便立下了“便向罗浮觅稚川”的誓言。
九月二十六日，苏东坡一家乘坐的船停靠在泊头镇。第二天早晨，父子两人便乘肩舆直至罗浮山。他们游览了长寿观、冲虚观，饮了卓锡泉，还为葛洪的丹灶题了字。晚上，住在宝积寺中阁。第二天早上吃了早餐，便回到船上。
这次游罗浮山，苏轼写有6篇散文和1首诗，盛赞罗浮山“山不甚高，而夜见日，此可异也”。并称朱明洞是“蓬莱第七洞天”，还说：“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福宫、石楼、黄龙洞，期以明年三月复来。”
十月二日，苏东坡一家就到了惠州。惠州，在古代就有岭南名郡之称。春秋战国时期，惠州这一带地方就曾建立过一个小国——缚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惠州这一带属南海郡傅罗县。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之后，原秦国的龙川县令赵佗也建立了一个以番禺（今广州）为王都的南越国。傅罗县属南越国。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兵统一岭南，并把南越地重新划分为9个郡，傅罗县辖属于南海郡。三国东吴占领岭南之后，于甘露元年（256年）改傅罗县为博罗县，另划出包括现在惠州市区在内的一些地方建立了欣乐县。晋统一之后，于咸宁六年（381年）分出南海郡部分地方，设立东官郡，欣乐县隶属于东官郡。南北朝时，梁天监二年（502年）改东官郡为梁化郡（郡治在今惠东县梁化镇）。祯明二年（588年）梁化郡辖下的欣乐县又改为归善县（大体相当于现在的惠城区、惠阳区和惠东县）。隋朝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隋文帝在开皇十一年（591年）废梁化郡而设立循州总管府，府治在今惠州。这就是惠州成为府治的开始。从此，惠州便成为东江流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以后，惠州曾先后隶属于龙川郡、循州总管府、循州、雷乡郡、海丰郡。但，郡治都设在惠州。五代南汉时期，统治者于梁乾化元年（911年）将原循州地分为两个州，迁循州于龙川，辖龙川等县，并于另一半的循州地立为祯州，这就是惠州的前身祯州的来由。宋朝建立以后，于天禧五年（1021年）避太子赵祯之讳，改祯州为惠州。惠州之名由此沿用至今。
十月二日这一天，天气晴朗，阳光普照。刚踏入初冬的岭南气候，不冷不热，十分宜人。当苏东坡从船舱中走出来时，看见码头上站满了人，大家都用奇异的眼光望着他，有些人还向他问好。顿时，苏轼热泪盈眶，一首《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便口占而成：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苏东坡的意思是说：惠州这个地方呀，很熟悉，好像是曾经到过的一样。不然的话，为什么连鸡狗都认识我的呢？惠州的父老乡亲，扶老携幼，都出来迎接我，并问我因什么事而贬到这里。我想，自己可能会像苏武那样，最终还是回到中原去；或许像管宁那样，老死在惠州吧。但，不管怎么样，惠州这个地方那么好，肯定会有人对我很好的。
在惠州府衙役的指引下，苏东坡到惠州府办理了报到手续。
惠州府衙在梌山上。梌木，吴人谓刺木。岭南人谓枫木。因山上多梌木，故名。它在惠州现在的中山公园处。由于这里的地势比较高，故站在府衙便可以将惠州一览无余。宋代的惠州，只不过是一个小镇，人口不多。可是，其地理环境和风景却很特别：四面环水，北边有东江东西方向流过，城的四周便是组成西湖的五个湖：南湖、丰湖、平湖、菱湖和鳄湖。城中有数座小青山。整座惠州城就在绿水青山之间，风景十分美丽。南宋诗人杨万里曾赋诗赞美惠州：“左瞰丰湖右瞰江，三山出没水中央。”这就写出了惠州城的地形特点。
惠州太守詹范，字器之，进士。以前虽然不认识苏轼，但久仰东坡大名，故他非常佩服东坡的人格和才华。当东坡报到后，他马上把东坡一家安排到合江楼去居住。
合江楼原是三司行衙中皇华馆内的一座江楼。皇华馆是朝廷官员的驿馆。皇华之名盖取于诗经“皇皇者华”之意，相当于现代的高级干部招待所或高级宾馆。按理，苏东坡作为一名贬官，是不能住进合江楼的。而现在，詹太守居然把东坡安排进去了，可见詹范对苏东坡敬仰的程度。
苏东坡一家搬进合江楼后，东坡发现这里的风景特别雄壮优美：合江楼修建在江边的一个小山岗上，涛涛的东江水和西支江水从楼下流过。放眼一看，只见水天茫茫，城内的几座青山就像几颗青螺一样耸立在水中，苏东坡禁不住赞叹。一会，一首《寓居合江楼》诗就马上写了出来了：
海山葱茏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浮江来。{惠州苏东坡}.
江风初凉睡正美，楼上啼鸦呼我起。我今身世两相违，西流白日东流水。
楼中老人日清新，天上岂有痴仙人。三山咫尺不归去，一杯付与罗浮春。
这首诗极赞合江楼所处环境的美丽，把它比作“蓬莱”，是一座仙山。可是，住在里面的东坡老人，却“身世两相违”，只能“西流白日东流水”了，无所作为，得过且过，故只能“一杯付与罗浮春”了（罗浮春乃惠州的一种酒的名称）。
可是，好景不长，苏东坡在合江楼才住了16天，在十月十八日就不得不搬到归善县郊外的荒野，四周是密密麻麻的桄榔林的僧舍——嘉祐寺。
三、与程正辅释怨，在生活上得到关照
章惇，曾是苏轼的好朋友。在王安石变法中，章惇追随王安石，并为王安石任用，为编修三司条例官，便与苏轼产生了隔阂。司马光旧党上台后，章被贬黜。绍圣元年哲宗亲政，章又被起用，任尚书左仆射，倡“绍述”之说，凡是元祐期间所革除的一切制度，都要恢复之，其中青苗法、免役法等法都在恢复之列。而东坡再贬惠州，亦与之有关。
苏东坡贬寓惠州之后，章惇恨不得把东坡置于死地。他除了派出心腹了解苏东坡在惠州的情况之外，还想尽一切办法，借助外部力量来把苏东坡整死。机会终于来了。章惇了解到，苏东坡有一个表兄程正辅，因苏东坡的姐姐嫁给程正辅后不久，便不明不白地死了，故苏家便认为程家把他的女儿虐待死了。这样，两家便断绝了来往。到绍圣元年时，已达42年之久了。于是，章惇在苏东坡贬谪到惠州的第二年，便委派程正辅为广南东路提刑，提点冤狱，示意他找苏东坡的过失，然后整治他。
程之才，字正辅，是苏东坡母亲程成国的侄子，也是他舅舅程睿的第七子。第二子之元，字德孺；第六子之邵，字懿叔；第七子之才，字正辅。程氏在四川眉山算是名门望族。而程氏兄弟也有一官半职。从血缘关系来说，苏东坡与程正辅是亲上加亲，既是表兄，又是姐夫。但，从社会关系来说，自从他的姐姐死后，已有42年的怨隙，已成为仇人了。章惇派程之才来惠州，其险恶用心是明摆着的。所以，当他得知正辅将巡按惠州时，心情非常矛盾。每天都在盘算着如何对付程正辅的问题。
这时，正好程乡县令侯晋叔在这里，并答应负责派人送信和正辅沟通。东坡觉得这个方法好，于是就给程正辅写了这样的一封信：
我被贬逐到惠州，困苦之状可想而知。听说您要来，非常想念。古人以30年为一世，
现在我们断绝联系已42年了。想到这里，令人凄惨断肠！我受的惩罚深重，到惠州后便闭门不出，虽是本郡太守，也没有去拜会过他。您来这里，恐怕我也不敢去迎接您„„只希望能得到您的关照„„
书信派人送出去后，心里头轻松得多了。但转想一下，光这一封信还不够，还必须告诉正辅：我虽然不宜去迎接，但可专派小儿苏过去迎接。
不日，广南东路提刑程正辅到惠州了，住进了合江楼。第二天，想不到程正辅就坐船到嘉祐寺去看望苏东坡。正辅一上岸，苏东坡便迎了上来，邀请正辅到寺里面去坐。正辅边走边看，发现僧舍非常破败。这里到处是桄榔林，蚊虫很多。加上这里又远离闹市，故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行人都非常稀少。饮了一会茶，叙了一些旧事之后，两人自然而然地谈论起作文写诗的事来。正辅这次到广州，坐船经过安徽时，看见江边的桃树开满了桃花，有红的，有白的，十分鲜艳，情不自禁地写了一首《江行见桃花》诗，要请东坡斧正和唱和。
东坡恭敬地接过桃花诗，细读了一遍，连声说是好诗，并说：“字字奇警，亦常人不逮也。”沉思了一会后，便要程正辅的侍从拿笔墨来。
不一会，一首《次韵正辅表兄江行见桃花》诗就完成了。
饮过几杯茶，程正辅便对苏东坡说：我曾祖仁霸，也是你的外曾祖父，以仁厚信于乡里。可惜我们兄弟都没有将他的事迹记述下来。现在想请你写写。
东坡听了，高兴地说：外曾祖父的事迹，我在小时侯就很熟悉的了，听了不少有关他的传说。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一会，女仆抱着一坛“罗浮春”酒过来了。几杯酒下肚之后，苏东坡的脸马上红了起来。原来东坡是喜欢喝酒但酒量小。接着，苏东坡便解释说：罗浮春是惠州的土特产，用糯米发酵酿成的，所含的酒精度不高，很有营养，是这里产妇的营养补品。{惠州苏东坡}.
坐在旁边的王朝云、苏过，都笑了笑，都先后对程正辅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乐天派，真拿他没法。最后，还是王朝云说出了他们内心的苦衷：
“我们到惠州后，水土都不太适应，东坡的痔疮发作得很厉害，我的身体也不好。这里的居住条件又这样差，阴暗、潮湿，我们也不知如何是好„„”
程正辅听了，心里也很难过。作为一个朝廷重臣、当代大文豪，落到这个田地，已是够可怜的了。正辅只能安慰地说，他会跟詹太守说说看。
十天很快就过去了，程正辅巡按惠州也结束了。当时，苏东坡心里很是矛盾，是在合江楼，还是在合江码头送别正辅好呢？还是等正辅起程后再去追别为好呢？经过反复考虑，认为还是不要在官方的公开场合露面为好。于是，他在程正辅的官船开出后不久，即雇了一只小艇，沿东江顺流下。在博罗县城前截住程正辅，邀他上岸到博罗一叙，并写有《追饯正辅表兄至博罗，赋诗为别》和《再用前韵》两首诗，盛赞程正辅的为人和诗篇，表述了两人的情谊，十分融洽。正辅告诉东坡：詹太守同意你搬回合江楼去居住了。
博罗县令林抃知道广南东路提刑程正辅和大诗人苏东坡到了博罗，马上赶到他们的歇息处，并邀他们游览了香积寺。
香积寺在博罗县城东北面7里，它在大北山、象头山和白水山交界的一个山谷中。寺前有一条小溪流过，环境十分幽静。而这个佛教寺院又是博罗县比较著名的寺院，长年香火不断，虔诚者众。当苏东坡一行走到郊外的田间小路时，看见麦苗正在抽穗，非常高兴，禁不住口占赋诗：“二年流落蛙鱼乡，朝来喜见麦吐芒„„谁言万里出无友，见此二美喜欲狂„„”一进入香积寺，苏东坡看见这里的地势非常险峻，便马上把林抃拉了过来，指着溪流中较窄的地方说：“若果在这里修一道拦河坝，则可以修一座水碓磨，可以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说着，说着，苏东坡又情不自禁地吟起诗来：
要令水力供臼磨，与相地脉增堤防。霏霏落雪看收面，隐隐叠鼓闻舂糠。
苏东坡仿佛看见了水碓磨建成之后，磨面和舂米的情形。
篇二:《苏东坡在惠州》
苏东坡在惠州
在中国文化史上，苏轼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一生三次在朝廷做高官，官至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三次遭受贬谪，曾先后被贬谪到湖北的黄州、广东的惠州和海南岛的儋州。他是在59岁高龄时被贬到惠州来的。
一、 一代文豪贬惠州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实行变法，其中也包括苏轼提出的一些改革主张。但，要比苏轼的激进得多、丰富得多。按理，苏轼是应该拥护变法的。但，由于王安石思想激进，而苏轼思想稳健且偏于保守，故产生了矛盾。苏轼认为，新法“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上皇帝书》），不利于国家。还认为“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辩试馆职策问札子》）。故苏轼是主张渐变的。况且苏轼长期生活在下层，对农村情况比较熟悉，对广大农民的疾苦也比较了解，所以他只看到变法中的毛病和不足，因而和保守派站在一起，反对新法。但，王安石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变法大张旗鼓地进行着。于是，他不得不要求外任，离开了朝廷。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新党再起，章惇一伙对“元祐党人”进行疯狂的报复、迫害。苏轼又首当其冲，在被迫害之列。御史赵挺之、来之邵等人又重演“乌台诗案”，弹劾苏轼所作之诰词“谤讥先帝”。于是，苏轼在定州任上便落端明、翰林两学士，落职贬知英州（今广东英德）。
苏东坡是哲宗皇帝的老师。起初，他对哲宗还是抱有幻想的。当年仁宗在世时，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